城市梦

2020年的开场方式着实有些特别，一场疫情“打”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而武汉，也由此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焦点。

别名“江城”的武汉，向来都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它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更是洋溢着时尚活力的现代化都市。哪怕你从来都不曾去过武汉，但对于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相信你一定早有了解。

在最近热播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彭坦带着重组的达达乐队“杀”了回来。“大家好，我们是二十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这样的回忆杀开场，让我们重新想起，其实武汉还是很多乐迷心目中的“朋克之城”。

当彭坦再次唱响那首曾经写给武汉的《南方》，难免让人眼眶湿润。“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听似温暖的《南方》，却勾起很多内心的无奈与心酸，尤其是那些在武汉漂泊过的人们。

纵观华语影史，关于武汉的电影更是不胜枚举。娄烨的《浮城谜事》、王竞的《万箭穿心》、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霍建起的《生活秀》等等。而正是武汉这座充斥着市井气息的城市，给予了导演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

常年致力于纪录片创作的陈为军导演，也同样跟武汉有着独特的缘分。这次，他在武汉街头发现了这样一个人生故事：从河南农村来武汉讨生活的王天成一家，已然在这座城市漂泊了十四年，靠摆地摊为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这便是即将于8月28日上映的、陈为军导演的新作《城市梦》。这部全新出炉的纪录片，以极近生猛的方式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管”问题。

何为城市梦？背井离乡的人们或许最有体会。离开了资源贫瘠的家乡，远赴拥有更多生存机会的大城市打拼。用一句经典的话说，大城市容不下身体，小城市容不下灵魂。

王天成一家人的出走，更多是为了讨生活。主人公王天成是位70岁的脑中风患者，妻子则身患癌症晚期，儿子又是没有右手的残疾人。而他们在这里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想让孙女萍萍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未来过上更好的人生。

然而，随着全国各地开展文明城市评比，市容市貌与地摊经济之间便激发出重重的矛盾。对于这样一个能力有限的特殊家庭而言，街头摆地摊无疑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存在却难免“脏”了街道，影响到市容市貌。而肩负整顿任务的武汉城管，则誓要将“地摊经济”清理干净。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早些年，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往往甚嚣尘上，扔东西、砸车，甚至大打出手，这类负面新闻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城管和地摊商贩就像是“天敌”一般的存在。

而陈为军这部《城市梦》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它采用双线拍摄的方式，不仅将镜头对准了看似身为“弱者”的小贩，同时也照顾到了看似身为“强者”的城管视角。在小贩与城管两种视角的反复切换中，我们也得以慢慢拼凑出故事背后的“真相”。

或许，这便是《城市梦》带给我们的思考所在。无论小贩还是城管，他们皆为这部纪录片的重要主角，他们都各自拥有“说话”的权利。至于彼此孰是孰非，以及他们在镜头前究竟流露出多少真实，又潜藏着多少“表演”的成分，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最终找到自己的答案。

回溯现实生活，我们难免会对城管的不文明执法心怀痛恨，但当你穿行在因随意摆摊而脏乱不堪的街道上时，或许也会心存反感。当然，我们深知摆地摊的人就是为了生存，但将心比心之下，也会理解城管也有他们的职责所在。看似“天敌”的他们，其实各有各的难处。

纵观这场发生在武汉鲁磨路上的小贩与城管之战，极尽拼耐心、拼道理、拼人性之能事。而陈为军的摄影机则宛如一双眼睛，将我们牵引到风波中心，客观地审视着这场闹剧背后的些许真相，同时也见证着城市社会中的众生相。

影片中，王天成一家借由路边的旧电话亭，扩展出水果摊和生活用品摊，占据了很大一块面积。可以说，王天成就是这条街上的商贩钉子户。而该街道的所有商贩也都标比着他们家，当城管对其他家商贩进行整治罚款时，就会有人说，你先把王天成一家整治了，再来整治我。

这一时间，王天成的摊铺便成了不服城管的典型；若不能“拔除”他们一家，似乎难以服众。于是，城管便集中火力展开攻势。而作为这个家的保护伞，王天成老人也使尽浑身解数。用他儿子的话来说，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守护着孩子们。城管们一批一批地来，最终却都被王天成老人一批一批地给“打”了回去。

陈为军的镜头如此生猛地记录了双方彼此角力的整个过程。碰上来游说的执法人员，老人就统统都骂走；看到有人来丈量占地面积，老人就上去抢走尺子；若是被开了罚单，他拿过来就是一张张撕掉。王天成始终用自己的“狠”办法，保护着这个家庭的基本生存。

而城管这边，则就此成立了专案小组，甚至开大会讨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们开始上演无间道戏码，找专员偷偷记录王天成一家的日常成交流水，分析他们家的收入情况。他们还每天换人前来游说、拍照、录像。可见，陈为军镜头前的城管形象，彰显出一种与我们以往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样貌。正如制片人所言，或许这正是武汉城管试图打破固有偏见的方式。

而老人王天成则永远冲在前面，总是一副“动我摊位，就是毁我人生”的架势，与“敌人”展开斡旋。他运用“敌动我也动”的战术，撒泼、哭喊、动手，不允许城管执法人员靠近半步；甚至发出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的深切呐喊。

你说老人“倚老卖老”，但他确实是生活不易；你说城管不近人情，但这恰恰是他们的职责。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最终让双方都筋疲力尽，也终于迎来影片中最令人印象至深的“高潮戏”：城管组织了数十名人员，手持警棍和盾牌，将接近崩溃的王天成团团围住。

看到这一幕，相信很多观众的心都会被揪住。而这正是陈为军心目中的纪录片价值所在，也是他常年关注小人物如何在社会浪潮中得以生存的创作直觉。他以最真实、最直击的方式正视着这场似乎难以解决的冲突，并对冲突背后的“真相”孜孜以求。镜头中的那一刻，或许老人的张力变得更足了，又或许城管的气焰下降了几分，但唯独镜头下的困境却没有办法隐藏。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化解这场闹剧吗？在这场命运交织的“城市梦”中，有人寻求活路，有人苦于管理，有人耽于未来，他们的愿景其实都是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能够和谐共进。而大城市的兼容并包，也有幸在影片中得以展现。王天成一家最终搬进了一个正规的贩售点，武汉也终于成功拿到了“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

梦境分好梦，也分噩梦；生活有好事，也有坏事。影片《城市梦》所记录的，正是一场有好有坏的梦；而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同样有好有坏，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人生。

回看《城市梦》这个片名，我们或许才会恍然。这场“梦”所记录的，已然不仅仅只是王天成这样的外乡人的融入与挣扎，同时也是城市管理者在面对“疑难杂症”时的权衡利弊。而他们共同的信念，都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这个“梦”。

陈为军导演作为这场“梦”的见证者，则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让我们更加体悟到了“城市梦”之于这个时代的深层意义。倘若你曾看过陈为军导演以前的纪录片，相信你一定不会对此感到陌生。他总是用自己独特的眼光，记录着这个世界的反面，同时又努力守护着希望。

陈为军导演

比如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比如同样拍摄于湖北的关注教育问题的《出路》，再比如记录新生命诞生残酷现场的《生门》等等，都是记录着平凡人的不平凡的生活。而今年这部新作《城市梦》，也依然致力于将真实残酷的生活点滴记录在“案”，同时又为未来留下一线光亮。

2003《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7《请为我投票》

2017《生门》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老人王天成用余生所有的力量，为他们这个家撑起一片天，为的就是能让孙女有更好的未来。你说他无赖，你说他为老不尊，但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的看到呢？如果没有陈为军导演的这部纪录片，或许老人对抗“世界”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只可能淹没于一群键盘侠们无情的口水；但记录的力量正在于，他让生命有了尊严的火光。

回望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或许最能让人感受到希望所在的就是王天成的孙女萍萍。她乐观好学，成绩优异，也是老人内心深处真正的精神支柱。每当说起孙女的时候，老人的眼睛都会放光。而孙女的笑，也是这部纪录片里最美的瞬间；她让我们相信，这一场城市的梦终究会有最好的归宿，而萍萍也一定会最终美梦成真。

作者| 皮皮丘；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城管与小贩，两个当下中国冲突的身份标签，每每出现在公众视野，都伴随着气势汹汹的舆论与曝光。展露在公众眼前的撤摊事件，通常一边是以死相逼、寻求生路，一边是秉公执法，毫不留情。网络遍布的快消时代，人们善于迅速的同情弱小及痛斥暴力，却很容易忽视掉，在那些面目惨状的案例当中，包含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隐情。而那些被略过的事实深处，恰是当下社会阶层间的复杂性展现。

在追逐“城市梦”的群体里，鲁磨路上的王天成绝对算特别的一个。他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儿子是残疾人，老婆得了癌症，孙女仍在求学，自己身体也不好——这些比常人悲惨的地方，而在于他自身那种强烈的性格。

作为武汉市区有名的“地摊王”，面对城市美化“拔钉子”的迫切需求，王天成好像并不害怕城管人员，甚至会计划和谋略，主动出击。当有人侵犯到他维持全家人生计的摊子，他便会毫不犹豫的付诸暴力，其中不乏伤害到自己与执法人员的鲜血冲突。

所以，《城市梦》出现了几场激烈的对抗情节。那些场景与我们认知里的城管执法状态大相径庭，暴力和无理出现在小贩身上，而城管人员处在弱势的一方。有的被追打，有的被辱骂，看起来毫无抵抗之力。稍不留神就言语激动的王天成，从不相信妥协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解，其撒泼打滚之状，令路人咂舌。

可镜头一转，又是王天成那个举着断手卖水果的儿子、等待老伴端来中药的病妻，以及企盼着“今天饭菜吃点肉吧”的孙女。

他的家庭太特殊了，儿子、老婆和孙女，无一具有反抗能力，都是生活的弱者。而他在这样的家庭里，承担着“保护者”的角色。强势的性格和带刺的外壳就是他保护家人的方式。王天成深谙底层社会“非强即弱”的道理，他的某些行为可能是无理的，但那种为家人豁出去的性情却可以被理解。

正是这种强烈的保护欲望和责任感，让这场可能实现的调解变成难题。

《城市梦》的镜头也跟追着城管一方。打破了往常残忍、暴力的刻板形象，事件中的城管人员显得温和，并且通情达理——尽管他们的理智有被王天成的无理所衬托的成分。影片如实的记录着城管人员一面找寻合适的解决方法，施行“撤摊”与“安摊”；一面与王天成斗智斗勇，进行着跨越几季的持久战。可不论怎么努力，仿佛他们的商议结果就是不能在王天成那里得到正确的传达。面对一次次交付的妥协方案，王天成给出的答案就是抵触，以及强烈表演特性的示威行动。

他好像很强，可以与人以命相博；他好像很弱，自己走路都会跌地瘫倒。你看着他会觉得可怜和搞笑，会同情也会跟着看热闹的路人一起生气。困难家庭的苦痛情节被不断地用一种幽默的态度表现出来，传达着这个时代底层人民性格的荒诞和复杂。

虽然看上去情绪暴怒，胡搅蛮缠，但王天成跟普通小贩还是有很大不同。他激烈的言语中总能存有一定的理性逻辑，也不乏幽默灵光一现，甚至频出金句。正是这种过于戏剧性的摊贩场景，让王天成在大庭广众发表的言论有“台词”的成分。其实，王天成那份看似极具表演性的智慧，恰恰是十分真实的。这种智慧来自于他所处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来自于他在一次次矛盾抗争中汲取到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这是一种寄居于底层的智慧，是一种需要用暴躁、激烈、幽默和乐观去包装的，悲哀的智慧。

激烈如王天成，他为了全家获取更好的生活，为了孙女能够改变命运，无比努力的与生活进行长久斗争。并且无比确信，只要斗争就会胜利，扎根城市的梦想终将实现。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面对城市美容发展和摊贩继续生存的两难问题，尽管城管人员的执法已经远离野蛮时期的打砸抢，在向文明与完善趋近，但在某一立场下两种身份很难真正进行沟通。

影片从他们两个角度进行客观记录，暴露出这种矛盾的复杂性。同时，也在有义气的城管身上，在愿意沟通和最终被感动的妻子身上，展示着理解与包容的可能。撇开冰冷的条例制度，《城市梦》里的执法人员，仍在不断用自己的方式输出理解、争取两全，为移除与安置的达成而努力着。

然而，直到影片结束，王天成一家同意搬走、获得新的售卖岗亭；直到小贩“被感动”，城管完成任务；直到这个事件告一段落，也无法宣告“城市梦”的最终实现。小孙女的笑容是那么无忧无虑，的确，今天的她被保护得很好，但未来的她仍将面临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所以他在弱势当中无理着。而看似被他狠狠掌掴的可怜城管，恰代表强势的一方，在强势当中无奈着。

再烈的性情，再强的斗争，总归是一场“光脚不怕穿鞋”式的垂死一博。在王天成们向往的城市面前，在这个可能延续几代的梦想面前，在未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面前，他们短暂的“胜利”过，却依旧是弱者。

事实上，王天成和儿子两个人，都头脑清晰、思维活络，可以去为自己争取利益，可以通过劳动维持生活；家里的小孙女阳光可爱，正向着“读大学、找好婆家、成为武汉人”的目标积极前进，在家庭的“保护伞”下茁壮成长着。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里，拥有希望的王天成家，绝不是最惨的一类。

影片最后的镜头里，美丽的城市获取殊荣。镜头之外，底层的他们还没有得到城市的接纳。

生活还在继续。

本文首发于公号：MOVIE木卫，欢迎关注。

和在座各位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作为一名城管人，和同事们一起观看地这部影片。其实很早我就对这部影片有兴趣，奈何排片太少未能成行，单位给我这次特殊的观影机会真的非常开心，所以想把我的所思所想也记录下来，也是对我喜欢的城市，我喜欢的职业，和我喜欢的导演的尊重。

「关于真实性」

看到一些短评认为这是一部城管宣传片，充满主旋律，背离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想法。首先，我所熟悉的城管执法日常早就不是那些打砸抢了，我不否认曾经有，但现在不可能也不再允许，所以片中展现的执法方式真的只是常态。其次，我真的不觉得片中的执法手段高明到要用演的，细看就会发现，中间也暴露出城管工作中的很多问题，不完美正好就是真实。我们有需要改进的，我们也一直在成长。

「同床异梦的人」

其实我觉得片中最有意思最值得琢磨的人是王天成老爷子。他在片中的种种语言表达让我感到他不是个普通农民。虽然经常情绪激动疯疯癫癫，但是他总是有些出人意料的语句和用词，这让我对老爷子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我猜应该以前也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还有他的儿子，字很漂亮，写表态信也是思路清晰文笔流畅。我觉得他们是有故事的人。

王天成老爷子其实不愿承认自己是河南人。他说他死都不回去，死也要死在武汉。可是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武汉人，所以他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孙女能够嫁给一个武汉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最终确认他们武汉人的身份。城市里又有多少人是这样！没有一个完整又明确的身份认同，于是变得焦虑，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是王天成。可是眼下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最佳策略呢？户口制度被逐渐消解掉的意义，新的替代方法还没有产生，这个才是矛盾的源头。

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城管与摊贩的纪录片。故事发生在我非常熟悉的城市武汉。片中的主角一个是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城管中队，一个是摊贩王天成一家。鲁磨路按照城市发展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长期踞守在此路的摊贩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由此升级。如果撇开拍摄对象的实际身份来看，这是一个好看的剧情片：人物个性鲜明，矛盾一触即发，情节跌宕起伏，最后还有一个完美的结尾。但是一旦考虑到实际的拍摄对象，感受完全就不一样了，用百味杂陈来说不为过。因为这些对象是真实的，所以片中这些矛盾也是真实的，进而我们可以看到沉重的生活本身是如何一幕幕地在眼前展开。

看片子时，我时常在城管与摊贩两者之间游移。城管为了治理好这条街，碰到这样一个“钉子户”，软硬不吃，他们费尽了各种心思，想了各种办法，都不凑效，看到这里会觉得：“哦，他们的工作的确不容易，还要被摊贩扇耳光、吐唾沫。”而摊贩那边，一家人靠着摆摊艰难为生，好不容易在那里扎下根来，有了经常来光顾的熟客，每天也有了稳定的收入，这个时候你们城管天天来找事，让人不得安生，此时又忍不住同情他们，“唉，他们生活太不容易了。老父亲有心梗，老母亲有癌症，儿子一只手没有了，还有一个孙女要读书，全家人的生计全在于此。如此三番两次来驱赶他们，真的合适吗？”

我觉得纪录片的好处就在于此：它就站在中间的位置，给与矛盾双方均衡的展现，双方都有难处，都有对策。纪录片很好地展现了这个“博弈”的过程，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期间有进有退，有吵有闹，有打有骂，当然也有商有量，有劝有服……由此给与我们思索的空间和角度就丰富了起来。

片中的高潮部分是摊贩王天成一家与城管负责人胡队长之间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之前，城管的人趁着王天成不在时量了摊子的面积，王天成接到儿子王兆阳的电话立马赶了过来，他打电话给城管的胡队长，让他赶紧过来。

胡队长来后，希望王天成配合整治工作，王天成大喊道：“我不会配合的，我丝毫都不会配合你的。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他一边喊一边拍着胡队长的胸口。

胡队长也习惯了他这样的表达方式，只好忍耐地苦笑一下。

王天成质问道：“我在这里为什么要换路？我在这里碍什么事？”

胡队长解释道：“武汉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

王天成儿子的王兆阳对着镜头不解地问道：“我就是靠这个生存的，我没办法。我不影响任何人，我给这地方带来了便利带来了实惠。”

胡队长再次说：“那城市也要发展。”

这段对话背后的信息非常地丰富。城管这边的逻辑代表着背后官方的治理逻辑，城市发展需要美观的环境，店铺整洁，街面干净；而摊贩的逻辑是民间老百姓的生存逻辑，我只占用街道的一部分，不影响别人，还能大家带来了便利，为什么要为难我们？双方都有道理，都觉得委屈，都拼尽全力想要对方听进去自己的话。

片中城管的李队说了饶有意思的一句话，点出了他们双方对自己的定位：“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没得办法。”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句话说得中肯到位。胡队长反复提到“城市要发展”，这是一个宏观的愿景，但在具体的推动过程，涉及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小小的家庭，也就必然产生一个个细碎的冲突和矛盾。城管作为这个“发展”最前线的基层管理人员，他们每日都面对的就是这些“让人头疼”的人和事。我们在片中也看到了城管对摊贩如此“放刁”的无奈，他们下达的文件被摊贩当面撕碎，他们的工作人员被打伤，他们派“卧底”去监督也要偷偷摸摸，说是“工作的弱者”不为过。但是这种“弱”，片中有个人点出来了，“他们不是怕你，只是让着你。”这个“让”字，非常重要。城管背后是一整个管理机构，而你摊贩只是摊贩，看起来各种“放刁”，其实只是徒劳的挣扎，这才是真正的“弱者”，这才是真正的“没得办法”。

可哪怕是徒劳，也要挣扎，王天成就是这样的人。他七十多岁了，光着膀子，敢于冲撞城管，敢于呐喊出自己的愤怒，他撒泼，他打骂，他在地上翻滚，他冲到城管的办公室大声叫嚷……他拒绝沟通，也拒绝妥协，他一次又一次地拼了老命。正如他儿子王兆阳说的：“爸爸就像是一只老母鸡，护着我们这群小母鸡。要不是他，我们早就被揪走了。”但王天成也会说：“我快护不动你们了！”他也与家人怄气，因为家人想要妥协，想要退让，此时他极为固执、暴跳如雷。这样一个“弱者”，他终究抵挡不住滚滚发展潮流，可是他生命之强悍，让人敬佩。同时，王天成也有很“精明”的一面，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来看，王天成一家占地经营，的确是“不合法”的，城管希望他们能够入店经营，但王天成他知道一旦入店，相应的经营成本会高很多，利润也会随之大大减少，所以坚决不妥协，城管一来，他就闹，但他闹得有分寸，知道如何引起围观民众的同情又不至于太过线，知道如何用“扣帽子”的方式来“讨伐”城管。这些在外人看来“狡黠”的应对方式，背后其实是无奈，是不得已，是不如此就不能活的担忧。

他说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我是非常喜欢武汉的。我不会离开武汉的！”正如片名所说的“城市梦”，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但这个过程中，痛苦挣扎的滋味几个人能知？触动我的另外一个点，是跟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有关。身为湖北人，从小武汉在我们心目占有特殊的位置，这些年来这个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90年我第一次去所见的那个破败脏乱的“大县城”逐渐发展成现在的大都市模样，长足的发展自然是有目共睹的。我也有相当多的亲戚生活在武汉，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跟王天成一样摆地摊，有些人干苦力，有些人做批发，每个人都力求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片中王天成一家的遭遇，在我的亲人身上也同样发生过。他们也与王天成一家一样，再也回不到乡村来了。他们在生活上已经是武汉人了，可是在法律意义上，他们是异乡人。这种身份认同的落差，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引发的是诸多麻烦和痛楚。

片子快结束时，城管为了解决王天成一家人的实际困难，特地给他们准备好了一个定做的棚子，王天成一家也撤离了他们一直坚守的地方。看起来，这个事情得到了完满地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城管与摊贩的矛盾，往深处讲，城市管理与自主经营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这期间双方的博弈从未止歇，有些当然是像片中那样得到了解决，有些矛盾激化引发了暴力事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纪录片需要去回答的。它要做的就是把一个具体的例子呈现给我们看，尽可能客观地、多元地去展现。这一点，它做到了。

现实往往比戏剧更精彩，《城市梦》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这可能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笑的喜剧片，还是笑中带泪的那种。

观影过程中，影院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观众们的笑点大都集中在70多岁的王爹爹王天成身上。

故事发生在2014年，老家河南的他来武汉十四年了，为了养活一家子老弱病残，他以政府照顾残疾人给他经营的一个街边报刊亭为据点，一点点地将“家族生意”扩张成了集水果摊、服装摊、零碎日用品小摊为一体的，长6米、宽四米的占道经营托拉斯。

故事的所有矛盾冲突，就围绕着王家要保卫小摊来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和城管要清理违章占道经营的无照商贩的矛盾来展开。

王爹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城管斗智斗勇。

他嬉笑怒骂、出口成章的风采让多少读书人都自愧不如，我反复思考如果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哪个老戏骨能演出他的感觉，竟然无果。

也许黄渤再过20年能演出他身上那股劲儿来。

受过教育的他说话中气十足，片中又一次和城管冲突之后，转身就拆开几个水果箱，铺在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中间开始写他的状子，“我控诉！”

他自有一套严密的行为逻辑和处世哲学，喊出的口号和模仿斯大林叼烟斗的样子带着浓重的那个年代的气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看来是深受毛时代的影响，而认为“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种想法，又显然继承了自古以来的民间传统思想。

所以他时而对着城管队长下跪求情，时而背诵宪法捍卫自己经营的合法性，时而撒泼追打城管队员、对他们吐口水……

时而又躺倒在地控诉城管欺负他们一家子：“他们城管欺负我是个脑梗，我老伴儿是个癌症，我儿子是个残疾！我儿子为改革开放没了右手！”

就像有钱人无论东西方的神佛都一样拜，王爹爹那套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价值观念也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至上，你很难说他信仰什么，你能肯定的，是他善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着他在长久的底层生活中，锻炼出的独特的生活智慧。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王爹爹是个天生的演员——他天生知道怎么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无论是鲁磨路上的路人，还是影院里的观众，都被他的活力给震住了。

看过陈为军导演上一部作品《生门》的观众，应该都对那种冷峻、真实到让女性感到恐惧的风格记忆犹新，所以冷不丁看到《城市梦》这种带点底层生活喜剧的风格，还挺令人感到意外的。

不变的，是陈为军导演镜头下那些发生在武汉的人和事，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

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但让人感到非常熟悉，他们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看到的、却往往没有真的去“看”的那些人。

观影之前看到剧情简介，脑补出的“钉子户”和“城管”的对抗，自然是脸谱化，非黑即白的。

纪录片的妙处就在于此，它告诉你，真实的生活，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复杂。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更没有非黑即白的对与错，有的只是广阔而模糊的灰色地带。

陈为军导演在影片开场之前的VCR里就说，他不想对影片中的人物做任何评价，他想说的一切，都用客观中立的镜头记录下来了，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三观，做出只属于自己的判断。

真实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王爹爹一家，保护水果摊的时候像是不折不扣的刁民，回到家一家几口在漆黑油腻的出租房里吃饭、询问孙女王展萍学习成绩的时候，王爹爹颤颤巍巍地端着熬好的中药送去给老伴儿喝的时候，观众又会发现，他们只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舍得吃苦，愿意为了自己的“城市梦”自食其力，就像大城市里每一个在打拼的人一样。

儿子说起父亲的“不讲理”，无奈着带着一点点骄傲：“我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羽翼把我们一大家子人护在身下，我们就像是被老母鸡护着的小鸡，如果没有他，我们这十四年早就在武汉过不下去了，早就被鹰叼走了。”

而印象中强势蛮横的城管们，在气势十足的王爹爹面前，反倒像是十足的弱势群体，他们不止一个人被王爹爹打骂过，衣服被扯开了、胸脯上都是抓痕，他们从不反抗，“他（王爹爹）就是激我们动手，我们一动手就完了”。

△有个去调查的城管还是新人，被王爹爹打了，委屈地直掉泪。

所以片中出现了非常滑稽的一幕，城管们斗智斗勇好不容易偷偷地给王家的违章建筑测量了面积，“卧底”盯梢的队员发现王爹爹气冲冲地骑车走了，赶忙通知队里，队里留守的队员吓得跑去关大门，然后进入一级警备状态：“王爹爹可能要来啦！”

双方强弱颠倒，好一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

而《城市梦》这个片名，在双方的斗争中方显露出真意。

王家的“城市梦”是想要在这个大城市扎下根来，让家里的第三代好好上学成为城里人，王爹爹对着镜头说：“你别看我好像和城管闹的很不愉快似的，其实我特别喜欢武汉，我死都想死在武汉，不回去了。”

城管的“城市梦”，也是武汉的“城市梦”，近的是要争取“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让街道这些硬件设施整洁卫生，井井有条，而远的是要让更多像王家这样的外乡人，在武汉站住脚跟，实现他们的城市梦，这才是城市发展的软件。

而文明执法，也就成为了武汉想要实现“城市梦”所必须要做到的软件。

正是因为这点要求，城管手握权力，却更不能滥用。

城管执法队员李忠于大概是镜头里挨王老爷子打最多的人，他无奈地背对镜头说：“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城市梦》不是国家机器与平民百姓的对垒，更像是两类“弱者”在碰撞中研究如何共存的哲学，怎么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以前常说，底层社会是个互害性的社会，任何稍微有点权力或者力量的人，都把刀挥向更弱者。

一开始王家和城管的激烈冲突，也来自于双方互相的不信任和不了解，王爹爹觉得城管是因为没有收到“保护费”所以故意为难他们，城管是认为王家无证经营连房租成本都没有，应该每月收入颇丰，一直不舍得搬就是在“扮猪吃老虎”，用弱势群体的身份当挡箭牌。

城管队员们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帮王家找好了新的地点帮他们摆摊，他们就是不同意呢？他们难道不知道占道的违章建筑总有一天是要被拆除的吗？

王爹爹头一梗，执拗地说：“我们穷人想不了那么长远的事，我们过一天算一天。”

王爹爹拒绝城管给他们提出的一切建议，一来是因为他对公职人员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和怀疑论在作祟，二来是典型的穷人心态。

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提到，“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效果。”

书中的很多理论，在王家人身上都得到了印证，例如穷人往往会拒绝为预防性的药物付钱，往往会拖到病症加重，才花更多的钱去治病，王天成和老伴儿的病，都是拖延造成的。

还有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王爹爹坚决不肯搬，是因为他未经考证就认为其他地方都不如他现在占据的位置好，就算别的位置好，也需要花上半年时间去培养老客户，他不想未来如何，只考虑可能会有半年时间收入减少。

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而且拒绝改变。

但是王家的第二代想法已经有所不同，23岁就在工厂里因为冲压机失去一只右手的儿子王兆阳和儿媳，都意识到武汉要发展，他们是不可能不改变的。

话少的儿媳主意却很坚定：“如果我们真的摆不了摊了，我去广东打工也是一样的，我们萍萍以后一定要留在城市里生活，不要回老家去了。”

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未来，计划中的未来，女儿要争取考个好大学，然后找个门当户对踏实肯干的小伙儿结婚，“我们不想高攀有钱人，比我们有钱太多的女儿结婚了也不自在不幸福。”

城管队长年纪和王兆阳相仿，家里也有个女儿，谈到共同的话题，双方终于心平气和起来，双方的城市梦，终于有了交汇的方向。

在我看来，片中最后那个光明的尾巴，与其说是公权力的大获全胜，不如说是人性的胜利，脱下双方的社会属性，我们都是普通的、渴望美好生活的一个一个人，回到人的身份，我们才有了互相理解和体谅的可能。

只有所有人把人当人看，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真正的城市梦，才会有实现的可能。

咒骂，追打，扇耳光，脱光衣服躺马路，这是王天成处理问题的方式。向所有观众展示了底层人民为了生活进行的顽强斗争。很多人说这种斗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城市梦--让自己的孙女成为城里人。这种方式真的能实现城市梦吗？还是自己的孙女会踏寻自己曾经的脚步，再次成为这个城市的底层漂泊者？ 电影结尾的一段字幕“孙女考入中专”仿佛告诉了我们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难道命运有枷锁，会把同一个屋檐下的人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荣格说过：潜意识指引着你的人生，而你称其为命运，当潜意识被呈现，命运即被改写。如何影响下一代的潜意识，从而真正意义上改变下一代命运？我认为是教育。而片中王天成一家却完全忽略教育，不论是王天成还是王天成的儿子都肆无忌惮的向下一代的潜意识植入自我的偏见。

在女儿出境不多的片段中有两段我映像深刻，一段是关于戴红花，王天成儿子认为本地小孩带红花，外地的没有。而女儿却补充到是按学习成绩来的。另一段是关于买手机，打趣自己的女儿，问到是应该给你买个好的还是差的？结果好的差的现在都不买，留女儿一个人在床上委屈。生活已经够残忍，这种戏谑和嘲笑可能已经无数次发生在女儿校园生活的环境中，回到家还要再次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这种童年的经历和感受毫无疑问将写入女儿的潜意识，支配她的命运。

教育从来只有两种形式--言传和身教。对于像王天成这样的底层者来说身教是不可能了，因为为了生活无时无刻不在以牺牲自我品格的方式去斗争，这是底层家庭孩子潜意识中不可摆脱的负面形象和劣势命运。所以言传这一部分成为了决定性的教育方式，比如买手机这事，可以买好的也可以买差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孩子对于手机的认知，买好的让孩子明白在贫困家庭这意味着爱，买差的让孩子明白周遭的物质决定不了年轻人的品质，起决定作用的是思维和对世界的认知，让孩子在物质贫瘠的年代成为一个头脑健硕的人。

倘若缺乏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能教育自己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爱，不能教育自己的孩子去认清世界以及自我的本质和真相。那么孩子就无法从过往的生命中获得力量，自然就逃不脱这把命运的枷锁。

那时城市梦终将是个梦。

武汉人陈为军拍摄了一部武汉街头的故事。2014年拍的，现在上映已经2020年了。

6年里，故事中人经历生老病死，陈为军也被查出肝癌晚期。一部纪录片历经艰辛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他却在视频里说：“我们就在此别过，再见了，观众朋友。”

还没怎么了解这位导演，就要抱着看一部告别作的心态，不管怎样都十分沉重。比陈为军创作生命更沉重的，还有故事发生的城市——武汉，6年后何止一点街头的变化与热闹。千千万万的生关死劫，都汇聚在2020年。

不过，《城市梦》并没有如它的题材、它的背景发生地、它现在上映的年份这样灾难深重。当我们以为城管执法治理流动摊贩就是像社会新闻那样的黑色故事时，陈为军却别出心裁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甚至有点幽默，有点调皮，有点可爱。一个十分drama的主角老头串起了整个故事，如果你想轻松看完这个故事，大可一笑了之，因为以它的结局来看，是个出乎意料的喜剧；然而如果你愿意再多回味一点，重新看一看预告片和导演说的话，那些让你笑的地方，最后都会让你流泪。

王天成显然是这部片子的主角。

说是一部纪录片，可这位70多岁的河南老头简直具备演员的天赋，有时你甚至难辨真假——这到底是演的，还是真的？

就连他的儿子王兆阳偶尔也不无讽刺的说：“你这是演给谁看？”既觉得老头耍无赖博同情的技能已经过火了，又无奈的理解他，不这样他们一家就无法活下去。

这一家人，老弱病残，在王天成的带领下，从河南农村来到武汉，已打拼14年。他们以鲁磨路的一个报刊亭为据点，从卖报纸发展出卖皮带、卖衣服、卖杂货、卖水果种种，有自己多年的老主顾，也有周围眼馋的竞争者，但最让管理部门头疼的是，他们无证经营并占据公共道路太多面积，让入室经营的其他商户感到不公，也成了城管眼中的顽疾。

然而王天成自有生存之道。他有点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搞得定徒子徒孙，也拿得了定海神针。没人来打扰时，他就是花果山乐得逍遥的山大王。

他会做生意讨生活，是一个聪明又和气的杂货摊主。他会毫不吝啬的夸客人穿上衣服有多漂亮，用夸张的方法展示他的皮带有多好，还时不时给人实惠，对着路人、镜头毫不怯场表达自己的演说才能。他满头银发，叼着烟斗，随意调侃一句“斯大林也这样”，还有几分幽默。

正如孙悟空好玩在“大闹天宫”，王天成也好玩在大闹鲁磨路。每每我们觉得战斗的气息浓了，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城管要来执法时，王天成就像一只所有体毛都竖起来的公鸡。他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变成武器，怒发冲冠，怒目圆瞪，赤膊上阵。他可以不管不顾拍城管的脸，可以把西瓜摔得稀巴烂，可以追着城管跑上百米远，还可以把口水啐人一脸，随时往地上躺平。

他超强的表演欲给这个故事竖起了一个绝对“男主角”——只要镜头来了，他就有办法给自己加戏。鲁磨路没有这个银发战神，故事就不会那么好看。

不过就像所有精彩的英雄片，英雄如果没有软肋，自然失去魅力。如果孙悟空不被压在五指山下，不被套上紧箍咒，纵有天大的本领人们也不一定和他站在一边。观众把挑战权威的希望寄托在这位七旬老头身上，又在他战斗完的疲惫里看到他平凡普通的那一面，这位主角因此才具有魅力，而不仅仅是一个无赖摊贩，狡猾的生意主，更不是一个完美战神。

当夜幕降临时，老头卸下一身盔甲。他为身患癌症的老伴煎药，他安抚好小狗说“我儿子没伴，你去陪他”，他骄傲的谈起孙女的成绩，为她打算将来……你又感到他是那样一个温柔的人，身上除了铁骨铮铮，还有满身伤痕。

某时某刻他的倒地，像是装的，又像是自然流露的软弱。实际上我们快忘了他确实是一个老了的、病了的、艰难活着的穷人，他只是比一般人有更多斗志。

在无数路人眼里，老头也许只是一个狡黠与刁蛮并存的战斗者。儿子王兆阳却说，“老头就像老母鸡，我们就是小鸡，在他的羽翼下生活。”这简简单单一句话，充满了全部的理解与原谅。

如果说王老爹挑起了战斗主角的职责，让人看不到他的软弱；那么他的儿子，就是那个默默讲述苦难的人。他23岁就意外工伤失去右手，在这部纪录片里却很少流露怨天尤人的情绪，更多时候他保持微笑，细声慢气的和女儿聊着天，和老婆共同面对。

在王老爹身上，镜头表现的故事总是剑拔弩张的；但在他儿子王兆阳身上，镜头则像空气慢慢浸入他们的生活，让我们一点一点看到城市外来者真实的生存面貌。

在昏暗脏乱的家里，王兆阳没有表现出太多卑微怯懦。他们的贫穷困苦是显而易见的，上初中的女儿想吃一顿有肉的饭都难。可这个父亲并不那么经常说自己有多辛苦，有时还会和闺女轻松调侃几句，有时也颇为自豪的说，女儿从不让他们操心学习，话语中更多是在城市不输别人的骄傲。

让我触动落泪的几处，都来自王兆阳。他回乡和十几年没见的乡亲聊天，谈起自己右手残疾的遭遇，他没有仇恨，反而面带微笑，“那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他回到老宅，年久失修，房子已经不能住人了，他们也回不去了，王兆阳也笑着对镜头说，“这就是电影里的那种鬼屋。”

他也有丧气得说不出一句话的时候，躺在床上，以为困难再也顶不过去了，他的老婆却和他一样乐观坚强，耐心的劝慰他，回忆最早打拼的日子，“那天刮了多大的风，卖了300块钱在手上，咱俩回去高兴坏了。”

这些话都是笑着说的，却让我泪流不停。一家人简简单单的心愿无非一个，让女孩在武汉上完初中，顺利考上大学，她已经是新武汉人了，要在这里扎根。

如果说王天成在用硬碰硬的方式保护家人，王兆阳就是那个让人温暖舒服的，用软软的羽翼去呵护他们的人。女孩像被保护在安全的壳里，对家里面临的巨大困难似乎完全不知。当她提出想要一个智能手机时，父亲王兆阳也只是委婉的说，“想买一个好的，那要等一等哦。”

我想起生活中可以经常看见的焦虑父母的模样（也包括我自己），当我们不自觉把生活的重担往子女身上压时，以为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分担。可王兆阳没有那么做。他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残疾父亲，却已拥有太强能量。生活教会他独自扛下所有遗憾与伤痛，他可以为这个摊头孤独守夜，可以坦然面对自己的残疾，可以鼓起勇气谈判，但他不会怨恨。

当一家人商量好今后打算，他用左手写下工整、流利的申请书——“我代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四个字已是千言万语。我想谈判的另一方，看到这样不卑不亢的文字，心中多少会有震动。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里，王兆阳是弱者，但他不轻易示弱。他和老婆都是活得有尊严的人，他们让我充满敬意。

其实《城市梦》拍到这里，已经尽到一个城市记录者的职责了。陈为军把镜头对准我们可能每天都会路过忽略的人，放大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柔软与坚韧，让某些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情绪显现出来，成了城市精神的具体注脚。

然而我佩服陈为军的是，他的镜头不止对准了这一家人，记录他们一家在城市艰辛打拼的同时，他还有另一组镜头，记录城市管理者的日常。在那组素材里，我们才更多的被颠覆了认知，慢慢也能从刻板的嘲讽、挖苦、仇恨中，多生出一点理解与宽容。

关于城管人员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从李队长口中说出的：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一句话里，包含了多少同情与无奈。

尽管这点无奈并不会改变王家是弱者的局面，城管终究是拥有权力的强势一方，再不济也可以用最无情的一面去解决问题，忽略每一家人实际面临的困难，只要把占道经营的摊点拆除即可——但当李队长说出自己也是弱者时，这份工作便比无情的法律法规、无情的办法多了一丝人情味。王家人是底层，他们是基层，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是对立两面，而是都在困境中，都是弱者，需要理解与共同努力。

胖胖的胡队长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一代城管。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层工作者的耐心与沟通能力。片中他和王兆阳的性格有点像，像根柱子时刻保持微笑，任泼辣的王老爹打骂也不还手一下，每次冲突过后，他还能努力的再与王老爹的妻子、儿子沟通，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向领导汇报时，胡队长提到王老爹妻子李书香去看定制棚屋有点感动，他也被那份感动感动，想要说下去，却被领导打断了。领导告诉他工作重心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要他们服从管理。

这里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不过我们更能看到传统执法者和新一代处事方式的区别。也许在领导看来，任何解决方案不过是谈判策略的一个工具。但我仍抱着最大善意去理解胡队长带王家人去看新地方的初衷——如果不是希望他们一家人能好好在城市生活下去，他也不必费心去做这么多事，只要拆掉报亭，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

最后的温馨结局，恐怕出乎很多人意料。——它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城管执法故事的认知，也不知道现实中还可以有这样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

有人因此认为它肤浅，连同“伟光正”的名字来理解《城市梦》，说它就是一部城管宣传片。

我却不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故事的结局是悲哀的，王家人流落街头，城管暴力执法，我们就能获得更多能量吗？它因此就更加深刻了吗？还是说这个拍摄过程、这件事本身的解决结果、最后这部片子能够上映，将城市管理问题阳光的放到公众眼前，就已经展示了一种能量？

不管“深刻”“肤浅”与否，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陈为军的视角让我觉得最为珍贵。我看到一个具有强大悲悯之心的创作者，试图以敏感、包容、善良的心去认真注视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人们眼中的强者、弱者，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是聪明的人、狡猾的人还是刁蛮的人、自私的人……他都向他们投以平等理解的目光，最终让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们面对苦难的坚毅、团结与智慧。这比仅仅只是批判、讽刺更为可贵。

因此在《城市梦》里，外来者王天成的呼声，我们听到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我要治病！”本地人胡队长的呼声，我们也听到了——“武汉要发展！武汉要成为大城市！”

宏大的愿望，渺小的愿望，在武汉人陈为军看来，都是希望在这座城市好好活着的愿望。最后这部片子没有定名为《城管》或《我不是钉子户》，即不把他们看成对立两方。“城市梦”暗含对王家人和基层执法者的理解。因为在陈为军的眼中，他们都是武汉人，他们都热爱这座城市。

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博弈的过程尽管生猛辛辣，像极了武汉人的性格，最后的温情、乐观也有一种热气腾腾，是困难过后的希望与重生，也恰似武汉城市精神的另一面。

还记得王兆阳说的那句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吗？

“人家说什么是幸福，跟家里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

陈为军把最后一个镜头给了他们一家人吃饭的画面。

是的，他的城市梦，他想说的，都在片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