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

第69届柏林电影节本可谓中国导演齐聚的“大年”，光主竞赛单元就有王全安导演的《恐龙蛋》，张艺谋导演的《一秒钟》以及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然而在2月12日《一秒钟》由于技术问题撤片，而《恐龙蛋》是蒙古制片发行、全程说蒙语的一部作品，主竞赛单元实际上只剩下《地久天长》一部华语电影。

2月14日是柏林电影节的倒数第三天，《地久天长》作为主竞赛的最后一部参赛影片在电影节首映，加上它是主竞赛单元华语片的“独苗”，可谓顶着重重压力。然而幸运的是，《地久天长》果然拿出了压轴的气度。影片播出时，媒体记者们也因为能看到这部影片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鼓起掌来，映毕中国媒体人也纷纷表示感动到“哭晕一片”。

笔者认为，《地久天长》像是一场久违的相逢，它让中国电影终于回归到了最好的状态：将民族史诗和隐伤埋于几个家庭的故事之下，讲述了中国现代不得不说的那段历史。个人的命运被大时代碾压后留下的伤痛被诠释得淋漓尽致。《地久天长》几乎将柏林电影节影片质量拔高一个层次，这或许是王小帅离金熊奖最近的一次。

《地久天长》讲述的是中国1986年到21世纪初这近三十年之间，几个家庭因变故经历的伤痛。故事的主角刘东一家，本和同事沈英明一家关系十分要好，两家人各有一个儿子且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然而在一场意外之后刘东痛失爱子，两家人因此分道扬镳，他们的命运走向也大相径庭。王小帅导演把镜头对准了刘东夫妇，让他们接受中国三十年时代背景变迁的无情冲刷，一步步将他们的隐忍、善良和坚强推到了银幕之上。

《地久天长》在叙事上采用了扎实稳健的三段式叙事。第一幕孩童戏水在1994年，此后刘东一家迁至福建沿海生活。由于模糊了线索，这一段时期用王小帅的话来说“让观众看不出来是否是在过去，直到第三幕20世纪初的戏最终出现，老房子被纷纷推到，高楼取代了筒子楼，观众才会恍然发现社会的变化之快。”在第三幕出现之前，王小帅还不断插叙1986年，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由于计划生育和国有企业改制等大背景和主人公的命运相互勾连，他们人生的变故和沉浮让观众感同身受。小帅导演用一波又一波的情感高潮让座椅前的观众回到那个年代，一遍遍去为主人公心痛，为他们的人生扼腕。可以说，电影在剧本和制作上十分出众。小帅导演在媒体发布会上说，这个剧本是他和编剧阿美打磨数年才创作而成。而演员王景春也表示他在看到剧本后为此流泪感动。齐溪则更坦诚地说，拍摄结束已经两年，直到今天她想到这个故事还是会为此潸然泪下，强大的剧本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好剧本是电影成功的一半，那么好的导演和表演则是另一半极其重要的因素。去年柏林电影节《大象席地而坐》热映，胡波事件因此备受瞩目也将王小帅夫妇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对于《大象》的讨论还未终止，王小帅导演显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创作初心和艺术追求。今年他携《地久天长》出席柏林电影节，电影的调度，以及他在展现人物情感时的克制和精准，都无不展现了他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专精和高水准。从第一个室内镜头的长摇开始，小帅导演对于人物情感的细腻捕捉就仿佛浑然天成，配合人们熟悉的道具他高度自然地还原了90年代。而在几场关键戏码，比如一场“我下岗我光荣“戏中，他的调度也十分高妙，想必看过的观众都会对这场戏记忆深刻。

《地久天长》的男主角刘东由王景春饰演，刘东妻子由咏梅饰演，而他们少年时期的儿子由王源饰演。王景春和咏梅都贡献了非常高的表演水准。在刚提到的下岗戏中，咏梅的默默的转身让人一秒钟就能感受到她的隐忍和无奈，情绪的传达直指人心。而在痛失爱子的哭戏里，咏梅的悲痛欲绝欲言又止也在眉眼间轻易流露，她克制却有张力的表演为电影增色不少。

而王景春的表演则更是有影帝水准，由于他的角色刘东是串联几个家庭，包括齐溪饰演的角色的中心人物，他的戏份也最多，镜头对他的考验最大。然而王景春在几场情绪爆发时处理的都非常好，不管是被劝服从计划生育，还是和儿子的几次情感冲突，王景春的表演都掷地有声。而该克制的时候，王景春也能收得从容，比如和饰演沈英明的徐程的一场“菜刀“戏中，他的包容和隐忍都让人动容。还有一场和齐溪的分离戏，镜头给到齐溪的是不断的挥别，是格外外放的，然而到了王景春这里，只有他徐徐落下的手和紧缩的眉头，仅凭极其收敛的表演，人物复杂的心情就被他诠释得格外到位。

王源作为流量小生，这次的表现居然让人觉得不错，根据他在发布会上的话说，虽然他太年轻无法对那个年代有深刻的揣摩，然而他有专门去听导演讲那个年代的故事。而且由于他是要演一个叛逆的少年，他试图用自己的经验去感受，把王景春和咏梅真正当做爸爸妈妈，极尽全力去释放。无怪乎他的一场下跪的戏竟让笔者眼泛泪花了。

由于《地久天长》的故事基于中国的现代历史，观众能够深切地代入事件感同身受。人物的情绪涤荡在银幕内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媒体人“哭成一片“，甚至”哭到想中途退场”的原因：王小帅抓住了时代给观众带来的痛点，且能够引起几代人的共情，所以笔者表示即便《地久天长》拿不到大奖，它也会是今年最好的华语片之一。

王小帅导演可谓与柏林电影节有不解之缘。2001他的《十七岁的单车》获得第51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2008年的《左右》则获得第5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此次他的《地久天长》观众缘十分之好，华语媒体叫好一片，被视为最有力冲击金熊奖的影片之一。笔者也在此为他默默祝福，希望王小帅导演能在柏林圆梦，也希望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观众们能一同乘上他创造的时光机，一同回顾我们那共同经历的、有梦有泪的、有悔有爱的三十年。

首发于1905电影网

映后有观众提问齐溪和阿美，导演为什么给本片起名地久天长，两人没有给出特别好的答案，大抵是说影片里包含着时空的跨度与情感的绵长。我想到一个更好的解释：儿子，你走以后，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都像一辈子一样漫长。

是的，漫长，正如本片3个小时的片长一样，八十年代走过来的那一批人始终生活在隐忍与不断的受锤中：儿子死了，只能捧着照片深陷悲伤；二胎被强制堕胎，伸出拳头抨击体制，最终只能发泄到墙上，攥着受伤的手坐回妻子身边；下岗潮被下岗，默默流泪，接受，离开；得知星星的死与浩浩有关，原谅，回避，离开；就连外遇都不是自己选择的，是茉莉一次预谋已久的投怀送抱......电影里的主人公就像浮萍，丝毫没有自主性，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

为什么同样是死了孩子，美国人拍出的是《三块广告牌》，一个坚强的母亲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女儿一个公道不屈不挠地与社会抗争的故事；而中国拍出的却是《地久天长》，一对失独夫妻不发声、不反抗，在儿子去世后数着漫长的悲伤度日如年？首先，《地久天长》人物处于中国80、90年代，那个年代活在体制内的人对集体主义深信不疑，后来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浩浩荡荡的下岗大潮使得人物对集体主义的美好幻想坍塌，他们第一次被迫站起来对自己负责，当然感到对未来的惶惑、恐惧；其次，中国传统观念受家庭主义和儒家思想影响至深，国家独生子女政策使得每个家庭把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孩子身上，这时独生子的意外身亡使得又一个精神支柱的坍塌，此时的人物对国家、对家庭都失去了依靠，信仰崩塌导致了人物的悲剧命运。这是本片想要探讨的主题之一。

王小帅的镜头是理性的，回忆部分海浪般轻微摇晃的手持和现实部分大量的固定镜头；叙事的情感是克制的，只有一次情感的宣泄是在儿子抢救无效后耀军和丽云在医院走廊景深处与背光中的无声痛哭——这是好的，艺术作品的倾向性隐藏得越深艺术价值越高。然而矛盾在于，本片对人物的设置过于理想化，这或许来自于王小帅的精英主义视角，他以一种怜悯的姿态看待那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于是每一个人都被刻画得尽善尽美——耀军与丽云受了那么多苦，却从未愤怒、反抗，反而以德报怨，于是得到我们怜悯；计划生育主任逼丽云堕了胎，但也只是完成工作，最终因负罪感抱憾终生，于是得到我们怜悯；浩浩对星星的死有责任，但他那时还小，在父母的包庇与溺爱下成长起来后，竟仍是个懂得请求他人原谅的事业有成的医生，于是得到我们怜悯......每个人都没有错，是什么错了呢？能怪的只有时代了。王小帅把责任一股脑儿抛到了时代和体制身上，促使银幕前的观众流下煽情的热泪，观众只看得到对时代的指责，却看不到人物自身的反思，情感的天平倾斜到了个人那边。但人物真的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吗？比如耀军夫妇，因为失独情感无处寄托就找来一个不知道打哪儿找来的孤儿王源顶替他们的儿子刘星，多么可笑、懦弱的选择？王源当然应该愤怒应该叛逆，他才是全片最可怜的角色，十多年全然以一个别人的身份活着，就是饿死，死外边，也不该吃他们一口饭......

如果说电影前三分之二部分对于那个时代还有一定的纪录价值，电影的结局可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大型煽情了。和解，不断的和解，友谊地久天长，用欢快的曲调掩盖永不能磨灭的伤痛。害死自己儿子的浩浩也有了儿子，失散了的朋友还能重聚，离家出走的王源重新归来，夫妇二人电话里依然把他们唤做星星。这么多年了，梦还没醒，还在自我安慰、矫饰，仿佛在说，时代给你们带来了伤痛，但最终你们都会痊愈。那么之前对于时代的批判又去了哪里呢？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大团圆没有看出一点点荒谬和讽刺，反而热泪盈眶，你就真的应该反思一下自己那颗伪善与自作多情的心了。毕竟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那个时代下的人物改变不了的命运，你或许可以改变；他们没有思考过的东西，你或许应该思考思考。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地久天长、岁月静好，都是懦弱者才会用的陈词滥调。

我相信一桩悲剧的诞生，与社会与个人都脱离不了关系，王小帅的过于仁慈导致本片最终成了一部用理性的形式包装起来的温情片。真正的理性应该学布列松，一把冰冷的刀子直直地插入你的内脏，不留一声呜咽。

大家好，我是王小帅。《地久天长》正在全国点映，看到很多人对于影片的讨论甚至争议，我也很想加入进来，跟大家聊一聊。

创作初衷：《闯入者》之后，我就有了创作《地久天长》的想法。我是60年代生的，经历了中国发展巨变的几十年，感触良多。从创作角度看，遇到这么多的起起伏伏是一件幸运的事。2015年，因为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我们面临社会转型，需要提高生产力，国家放开新的政策，那个时候给我的一个触动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我才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老百姓生活在其中，他们对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结构是怎样的感受？这是我从大的时代跨度上来考虑的。还有一点，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通过时间去感受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自身的命运的无常，有些不是自己能掌控的，可能一点点的变化，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这一点是时间的积累才能看出来的，也和我构思的这个故事的剧情很贴切。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着手创作《地久天长》。

拍摄制作：拍这样一部有很大时间跨度的影片，搭建场景和营造细节都花了很多精力。比如美术，要把多个时代的气氛展现出来，要恢复不同时代的道具陈设和环境。我们经历了一个慢慢恢复信心的过程。拍摄前我们查阅了大量八九十年代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拍的，极为触动内心，但现在回过头去，那种生动感是回不去的。这就是我说的一分为二的感受中的遗憾，以及为什么说是慢慢恢复信心。因为最初是有点胆怯和沮丧的。我一直主张大家，不管是哪个时代，一定要给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包括纪录片，多留空间，让它们能够生存，只有这样的作品拍出来了，再过多少年以后就又成过去，它们都将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为了把影片要求的生活化细节和年代感还原出来，所有场景搭好之后，都让人在里面多住几天，摸摸墙，用一用那些老道具，让它变得有人气，像真的回到那个年代；甚至在筒子楼里烧煤球，生火做饭，这些炉子得真的能用，能点火，能通风，能走烟；炒菜锅都要真的刷几遍油，做几遍菜，哪怕是大部分都拍不到；演员的服装也是大量地做，大量的找。让一切都恢复到生活的细节里面，恢复到真实里面，给演员们营造出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气氛，剧组甚至任性地按照时间顺序来拍摄，不惜几次南北大对调的转场。所以，整个剧组跟着景春、咏梅饰演的夫妻，经历了从包头到福建、再从福建回包头的人生大迁徙。我想给观众在银幕上呈现那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感。

面部特效：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就是把中年演员变年轻，减少20岁的样子，让观众感觉到时光的流逝。而这大量的后期工作也是要让观众越看不出来感受不到越好的，虽然这是在制作商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部分。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里，一个演员的一张脸，要让它变得年轻化，还得不影响他们画面上的质感，这个难度对于从没拍过科幻题材的我来说，是一个难题。但是正因为如此，也成了后期公司更大的难题，因为我的要求是以极大程度接近真实来要求的。这些演员的年龄跨度特别大，四十多岁的演员，五十岁的演员，扮演六十多岁的人，这个分寸的拿捏也极为重要。我们合作的是英国一个顶尖的特效化妆团队，根据每个演员进行倒模、做假皮。他们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不大不小的年龄感，把握的分寸感极佳。

创作主旨：我觉得好的创作都有其人文关怀的成分存在，有人关注底层的困苦生活，也有人关注奢靡的上流社会。对我而言，摄影机要对准寻常百姓，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肌理。艺术跟权力是天然背离的，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经常被景春和咏梅所饰演的人物所感动，这种宽恕与包容的能力与我自己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邻居的叔叔阿姨们都那么慈悲。他们也遭遇了很多不幸，但在孩子面前，他们从不表露。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善意和慈悲。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在这部电影中，你会看到，一个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还是在那么坚韧的生活着，依然抱着善意，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事实上我们的社会，这样理想的寻常人比比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福报，把这种福报放到电影里很重要，让它扩散出去，让善意和宽爱去传播，而不是勾心斗角、谩骂诋毁。

剪辑过程：这个剧本是在最后阶段搭好现在的结构的，原本是按照时间线来的，庞大的结构，和小说、电视剧不同，受容量和语言特性所限，电影不能这样。进入剪辑阶段，就先由剪辑师做了一些其他的尝试，但不行。所以最终还是按照我在剧本上搭好的结构来剪。有些导演很厉害，不要剧本就拍电影。我就不行，这样太冒险了，制作成本上也控制不住。我还是要先做好剧本。电影里有很多地方做了时间上的空白，没有表现，我想用一种时间切片的方法去拍，所以这些时空的留白都是刻意的。叙事的线索是耀军和丽云的情绪，当然也是我的情感，不想用字幕去交代时间地点，我就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我认为观众没必要去把这些东西搞得太清楚，就去看这段遭遇这段情感就可以了。

柏林得奖：在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上宣布景春和咏梅斩获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我的确有些出乎意料，毕竟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质量是好的，去电影节之前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它很突出的特点，无论是体量还是实力都是好的，如果没有金熊，我们猜测最有可能的就是王景春，完全不是演戏，就是生活在里面。那么咏梅也是，大家说她演什么了？会得奖，恰恰就是她没有演，她就无怨无悔的守着这个家，随在命运里面、随在所有的遭遇里面，浑然天成的。

关于主角：说到景春，我们之前合作过《我11》，他的气质是很符合这个片子的，很容易融到故事的气氛中，因为角色对于年龄也有要求，大约四五十岁，演绎从年轻到年老的过程，他和咏梅很搭。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夫妻关系，从来是很沉稳的。而咏梅很具备这样一种特质，你看她在得奖之后的沉稳，她特别适合这对夫妻的特质，让人心疼。景春和咏梅是我心中的普通中国人的样子。

他们俩在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很有信心，觉得自己跟这个剧本中的人物共性也很多，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遭遇同样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演员都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特别了解中国人，他们的父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包括自己和孩子，就在这个社会里，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而生活着，这些是共性共情的东西，只需要他们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自己的认知拿出来放到里面就够了，不用太多刻意的塑造和扮演。在拍摄中，我们从外部给他们辅助，美术、道具、化妆、服装这些，我们做好，他们去到里面生活就可以了。观众所看到的真实感，是整个团队共同塑造出来的，那种无痕迹的、隐忍的，没有那些外在表现的表演，更为深沉和宏大。

市场预期：我对电影节和市场都没有过多思考，就是自己努力要做好片子。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电影，这就是生活。这个生活是我们中国观众最能接受的，我希望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共鸣。我们从导摄、美术、服装、道具、特效这些方面，都竭尽所要表达的这个时空里的极致，包括演员也是，剩下的两分其实就是它毕竟还是电影，它不会真正回到过去。我认为，现在很多情感和大家所处的这个环境、时代都是共通的，去年到现在，《小偷家族》、《绿皮书》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觉得不会有好成绩的电影，收获都很不错。这种变化其实已经在发生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抱着乐观和希望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变化，拥有自己的市场空间。

豆瓣朋友们，观影结束后希望你们能留下你们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来和我一起聊聊《地久天长》。

我喜欢王景春和咏梅的脸，那是两张典型中国民众的脸：王景春在电影里一直是眉头紧锁，黝黑的面庞，粗重的眉毛，细小的眼睛，眼皮习惯性低垂；咏梅圆脸盘子，淡淡的眉毛，淡淡的愁闷，连她的声音和动作都是淡淡的。整部电影，我都被这两位演员牵着走，我感受不到他们的表演痕迹，他们与人物如此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他们走路吃饭说话，他们痛哭欢笑愤懑，熨帖细润，一抬眼一转身都是让你信服的。

有一个场景：小年来了，窗外鞭炮的炸响声和小孩的玩闹声不绝于耳，而王景春与咏梅坐在冷清清的房间——孩子没有了，一切人间的欢乐都随之而去。王景春双腿岔开，头微低，沉默地吸烟；咏梅坐在另一头，靠着墙，身子微塌，两手拢着，人陷入一种无尽的哀愁之中。齐溪饰演的徒弟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两个，时间在这里变得分外凝滞。窗外鞭炮燃起的火光闪亮房间，随即又熄灭。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场景，无尽的心事，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却无从说出口，这才是生活的哀沉况味吧。

我总是忍不住从王景春和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想到我的父母亲（电影里这对夫妻与我的父母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孩子跟我也是同龄），他们的命运与这个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个人的命运因着时代的剧烈变动而起伏，但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悲喜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所改变的。他们也不敢想。他们只能默默地接受着砸在他们身上的重拳，默默地收拾着生活破裂的的碎片，在余生中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忍”和“熬”，是这一代人常有的生活方式。王景春和咏梅，他们的脸上表情显示着这两个字。

王小帅有句话：“时间给的够久，无常就会出现。”尤其是人到中年后，这种感受会非常强烈。没有什么是“地久天长”的：一切都是在变动之中，工厂、兄弟，孩子、爱情，都会一样样地丧失掉……而这个丧失感，在咏梅饰演的角色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再生育孩子的能力，到后来连领养的孩子也失去了，连丈夫都与别人有“情况”了。她没有吵闹，没有抗议，她全存在自己的心里，尝尽生活无穷的苦涩滋味。后来她连的生命都不想要了。我被这个角色深深地打动了，那种无望感，倒可以说“地久天长”的。

两个多小时的片子，看的时候百味杂陈。片子快要结束时，王景春和咏梅出门，准备去祭拜自己的孩子。王景春穿上羽绒服，咏梅给他拉上拉链，拉着拉着卡住了，又接着拉……我在这处不太清楚为何泪湿——所谓的“相濡以沫”便是如此吧。他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好演员就是如此，在每个细节中都让人信服地走进他们的角色中去。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出来。

2月16日晚，王景春和咏梅共同凭借《地久天长》获得第69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最佳男女演员奖。这两个几乎让观众记不住名字的中年演员凭借着深厚的积累和敏锐的情感共情能力，几乎完美的塑造了一对“最普通的普通夫妻”，也感动了无数的观众。

这部电影讲述了刘耀军和沈英明两家人的羁绊，两家的儿子刘星（星星）和沈浩（浩浩）在野外嬉戏的时候，星星因意外身亡，此事彻底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刘耀军夫妇远赴南方，多年后，两家人再次相聚。在电影的三小时中，虽然纵跨南北，囊括了知青返乡、严打、计划生育、工厂工人下岗、南下打工、房地产的兴盛等时代事件，塑造了悲情家庭的生活截面，但最终的事件和情感落脚点，还是“隐忍”“原谅”“大团圆”，缺少必要的反思和事件对当事人人性层面的转变。与其说《地久天长》有着宏大叙事，不如说它只是一次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事件的对位。

这是一部完全依托于演员精湛演技忽略了导演技法的电影。除了无可挑剔的表情和具有时代感的道具，你看不到影像变革，也没有环境塑造。演员在每一个布景之间表演，几乎没有与空间的互动。观众看到的是演员被放大的细节表演，是一对一的精准情绪传达。非线性叙事不仅弥补了人物情感上的不连贯，回避了时代伤痛的最直接反应，也让表演而非导演技法主导了叙事。

首先是刘耀军与王丽云两个角色的高度一致。面对人生最大的悲剧，两个人没有互相指责，没有失控，没有歇斯底里。在两人独处的时间也没有任何对事故的怨恨。所有的发力点只是耀军挥到墙上的拳头，甚至连出轨也不是耀军的主动选择。悲痛让人失语，但不是让两个相依为命的人不能交流。他们是没有自主性的理想化的共同体。

在耀军的父亲角色上，王景春的优秀演技掩盖了角色塑造上的不足，将人物内心的悲痛和愤怒化为抽烟、沉默、欲言又止等观众能够直观体会到的外部动作。但我们很难在文本层面看到这个人物完整的人物弧光，从计划生育时期的愤怒到痛失爱子的绝望，再到告别故土南下打工的麻木，所有的情感都缺乏有逻辑的诠释和释放，直到被迫完成“大团圆”式的结局，王耀军始终停留在茉莉来做客一场戏中“都挺好的，都挺好的”的状态，也始终只是一个“好人”。

当一部电影作品表现最大的苦难最多的悲情的时候，最高的形式是掩饰悲伤，维持体面，继续生活。《地久天长》中则将失去孩子作为了先于一切的前提，所有人物需时时刻刻以此为首要生存原则，他们不被允许重新开始新生活，不被允许再带着欢乐的活下去，不能重新融入社会，不能绝口不提往事，甚至故作欢颜都是错的，也就难以避免人物状态的单一。

影片中的“孩子”也因篇幅所限变成了一个符号般的存在。缺少家庭间的互动，父子母子的情感铺垫，使得电影变为了对孩子这一概念的失去，而非与真实人物的永别，关于其过往共同生活细节的回忆尤为干涩。沈英明拿着菜刀过来想要以命抵命纵然增加了戏剧张力，却绝非袒护孩子的父母的正常行为，更像是内疚之下的一层表演。

齐溪饰演的茉莉，这是一个从外部观看的视角，类似于“剧中的观众”角色，她是整个事件的见证人。但在影片后半段，茉莉又反而取代丽云的女主地位，开始参与情节推进。却是“无效的”推动。影片中，茉莉本该起到沟通两个家庭的作用，由她的重新出现让本来已经失联的两个家庭重新取得联系，是冰释前嫌的纽带。但在之后的返乡情节中观众很快知道，两家重新沟通的契机是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的。茉莉这个角色怀孕赎罪，给失独夫妻造成隔阂，最后又通过视频电话制造小小的紧张感，除了狗血之外，没有任何推进作用。

茉莉角色的另一个作用是导致了丽云的试图自杀，将这一对“为彼此活着的夫妻”进一步推下深渊。片中耀军有句台词是：“用丽云的话来说，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就是慢慢变老”。无疑丽云的自杀是导演为了弥补影片后半段的拖沓和情绪单一设计的强转折。

在茉莉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个角色的成长轨迹，也没有她对整个事件始终坚持的态度，她是导演呼之即来的矛盾冲突，也是喝之即去的小小插曲。

养子星星的角色也欠缺更深层的展现。失独家庭领养与自己孩子长相相像的孤儿并取了同样的名字，这个孩子所要背负的情感和夫妻需要面对的自我欺骗，都不是片中叛逆、离家出走所能展现的。影片的最后，养子归来，却省略了这其中最复杂的情感转变，将感动观众视为最大的行为意义。

三对家庭中的新建和美玉，除了作为表现时代特征的存在，与耀军家庭和失孤事件完全无法构成关联，于是在影片结尾只能作为凑数式的团圆出现。他就像是《青红》中穿着格纹喇叭裤跳舞的秦昊的串场，为了导演个人的记忆而被添加到其中。

在种种角色行为中，《地久天长》还掩盖了剧本内核的懦弱。

首先是养子不被允许的叛逆。

带着奇装异服摩托车党呼啸而来吃一盆西瓜，与养父母愤然决裂不忘下跪告别，成年的领悟是接受父母不顾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依然叫自己“星星”。导演控制着每个人物不许拥有丰沛的本能的感情，其实也是一种“不敢”。不敢让偶像明星自毁形象，不敢让矛盾升级流露出恶，也不敢在大团圆之外做出另外一种更符合人性的选择。

海燕临终前对丽云说：“我们有钱了，可以生了。”没有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没有对自己毕生工作意义的质疑，只用一句逻辑极其不对应的台词赎罪。甚至，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主任，真的会有这样的愧疚吗？这个忏悔最深的角色，让观众感知到的，是最不成立的闪烁其词的含混。

三小时的片长中浩浩的真相被导演作为最大的“包袱”放置在影片最后。这是让两家人分崩离析的真相，也是让海燕和浩浩一生不得安宁的愧疚，然而向观众揭示的，只是一个没有理由不被原谅的“推了一把”的孩童行为。浩浩在此处的台词是：“我内心长了一棵树，我快被它撑破了”，所以乞求原谅仅仅是因为内心无法承受，而非想要赎罪。在这份“无法承受”的背后，是殷实美满的家庭，是觥筹交错的饭局，是坐拥房产随手选一套相送的“大方”。这些，都没有任何赎罪。

耀军和丽云回应：“说出来就好了”，他们甚至不能选择憎恨，不能怪罪年幼的孩子，不能怨恨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事，甚至不能痛哭失声大吵大闹，因为这是导演理解的“那一带人的隐忍”。

《地久天长》呈现给观众的，是对时代意义模糊遮遮掩掩的批判，却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站出来反思、赎罪。

唯有沉默和原谅，才能地久天长。《地久天长》想要打动观众的是真实，然而片中的这群人物，又最不真实。

然而还是打了四星…原因见短评…

看《地久天长》的三个小时里，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憋屈。

这个感受在浩浩的坦白一场达到顶峰。他对老年的耀军和丽云诉罪，接着镜头切换回曾经的耀军对英明喊道“只要活着，就一个字不要说出来”。这句话，被憋了二十年，从巨大的痛苦慢慢变成温情的对视，并不让人感动，反而给人以一顿暴击。

第六代导演中风格不断变化的王小帅，在上次《闯入者》里试水以惊悚犯罪类型外壳包装文革之殇后，这次的《地久天长》则改用直白、朴素的双线通俗情节剧，拍出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活着》”。

电影讲述了中国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这三十年间，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论及主线，则是典型的人物叙事，尤其是耀军所经受的三番丧子之痛。在故事之初，耀军丽云一家曾和同事英明、新建两家关系十分要好，三家人亲如一家。耀军之子刘星也和英明之子沈浩都是家中独苗，他们同年同月同日生，让双方家长定下“一辈子做兄弟”的约定。然而，英明的妻子海燕出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职务之需，唆使丽云打掉二胎，一生不育。几年后，一场因沈浩而起的意外发生，耀军痛失爱子刘星。命运之手的阴影笼罩在了耀军和丽云身上，他们决定离开这个伤心地南下。

几组人物或悲或喜的人生经历，随着时空切换所带来的情节点流动，共同刻画出改革开放后被政策变迁（计划生育、下岗潮等）所深深伤害的一代群像。同时，人物们命运的发展也是影片对社会结构进行解构的过程——幸福的家庭也许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福利，但不幸者的权利与发展需求，会一点点被时代抛下。

显而易见的是，《地久天长》在叙事上颇具技巧。

一方面，剧本的创作紧紧贴住人物展开。驱动影片前进的力量是展现人物的生活与命运随着时代发展所产生的巨大落差，并以此来表达几位主要人物自身的复杂性，所有切入点都围绕着“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来渐次展开。在严打、计划生育和国企改制的一个个浪潮下，即便每个人都怀揣着善良的心，但在社会环境下却会悄然变成伤人的匕首，无比辛酸矛盾。

另一方面，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要素和内蒙包头、福建连江两处的地域性差异，成了打碎电影结构的关键词。比如，在电影开头，沈浩要拉刘星下水的一场戏，就发生在1994年的内蒙包头。而在刘星意外之死过后，镜头便迅速切换时空至几年后的福建连江，王源饰演的养子刘星坐在了船上。不断地插叙、倒叙，如海浪般潮起潮落，冲刷着影片中的人物，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沧桑感与戏剧性变化。

导演在映后里谈及“只要把时间给够了以后，生活中才会出现许多无常的东西。”人的一生是一场不断连绵的戏剧，生老病死的过程中藏纳着现实的积累，而电影则进一步将其进行浓缩——比如四场不同节点的医院戏，比如每场有着弦外之音的饭桌戏，都在场景的情境之中显露出了互文之意。《地久天长》的前两个小时都处在不断勾连的状态里。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获得了凝聚与震慑的力量，并最终构成了时代背景与个体经历互为交融的结构。而这些铺垫，也使得影片在第三个小时的回乡段落中，迎来了数次“深水炸弹引爆”，令人不断地为他们的重逢与别离和最终揭露的真相而感慨唏嘘。

时代沧桑变化，每一个身处其间的小人物，都是潜在的“有故事的人”，只不过故事的戏剧性浓烈程度各异。耀军和丽云复杂的人生经历也许是少见的，但也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群体代表性。

如人所言，“最悲伤的是时代洪流中可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家庭”。电影中有很多桥段，都带着如此一份荒诞与悲哀——

比如，丽云因为被强制堕胎、终生不得生育，而获得了厂里的“计生先进”荣誉；结果几年后国企改制，她想要找人托关系不下岗，却被“先进”的名号所累，最终只能无奈地“光荣下岗”。

又如，最后耀军和丽云去扫墓，两个人无言的沉默，以及接到浩浩的孩子出生的消息时面对着成片的坟墓。

越是和时代的大背景相连，主人公的命运变化就越朝着不堪的方向发展，从而也让观众有着更为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

两个家庭在这三十多年的变迁中，所蕴藉的，是一种被时代裹挟的无力感。改革开放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光，同时影响着无数人的政策也在不断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改善了多数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会逐渐抛下一些无法跟上脚步的人，他们不可避免地在时代的浪潮中受伤。

看完电影，有个朋友问我：“我很想看《地久天长》，但三个小时不敢轻易尝试。怎么办？”

我下意识地回答他：如果不是因为这群演员的表演，恐怕我也很难撑住。但精湛的群戏，让人觉得这部电影倒也并没有那么冗长。

除了两位获得柏林影帝影后的领衔主演王景春、咏梅之外，饰演沈茉莉的齐溪、饰演李海燕的艾丽娅，也都是相当出彩的复杂角色和纯熟表演。尤其是李海燕这个人物的复杂度，不在两位主角之下。

海燕是三个家庭小团体中的大姐大，厂里的主任领导，平日中都是一副照顾人的热心肠。但在关键的节点中，她无意间伤害了耀军和丽云的家庭。刘星的意外之死，不仅是压垮其父母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时也让海燕对丽云打胎致其不育的忏悔在自责中彻底爆发，让她痛苦了二十余年。

印象最为深刻的她的三个戏点——得知自己儿子是罪魁祸首时的“浩浩是不是高烧才说胡话”；得知自己命不久矣时的“自己这二十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病床前陷入疯狂状态，声嘶力竭的临终遗言“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

艾丽娅把这个人物的压抑、痛苦和爆发都演得相当传神。时代的谬误让她做了不甘愿的罪人，背负一生的枷锁，但直到死亡，她都未能解脱。

时空瞬息变换，而把中间掰开，会发现其中大多是密不透风的悲苦。长达三十年的时光，让耀军和丽云夫妇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语境的变迁。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切特质，以及做出的选择、遭遇的困境，都如昨日重现般令人历历在目，诉说着一代人的命运。

最终，电影选择落位于和解。

“只要活着，就不能说出来。”

这是耀军一家对浩浩最大的宽容和善意，却也成了他心中无形的负担——“从那天起，我觉得身体里就长了一棵树。”

“说出来就好了。”

两个家庭分离了二十多年的时空跨度，一句“不说与说”的反转，在微妙的细节里构成了惊人的轮回。命运开了无情的玩笑，但痛苦却不会是永远的。

也就是在这一刻，影片真正意义上产生了对历史的直面与反观的当代关照——曾经痛彻心扉的历史磨难，如今终于得以言说。

*首发于公众号 风影电影/陀螺电影/豆瓣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