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看完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我的第一感觉是：台湾真小。

小到像是只有一个律师，一家医院，一个幼儿园，一家奶茶店。

当然这是笑谈。

只有世界够小，人与人才总有机会遇见，复杂的戏剧性才得以上演。

世界越小，编剧的野心就越大。

《我们与恶的距离》讲述的，是围绕一桩无差别杀人案展开的社会众生相。

剧中的杀人者名叫李晓明，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他走进一家影院，持枪扫射，酿成了9死21伤的惨剧。

没有人知道他因何行凶。

这也是这部剧留给我们的最大悬念：一个人怎么会如此淡定地拿起枪杀死一群人？

本以为这部剧会告诉我们答案，可是在第5集的结尾，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李晓明被执行了枪决。他的杀人动机成了永远的谜。

这太让人遗憾了。

尽管李晓明死前留下了一封信，但我们却很难从他的只言片语里，了解他更隐秘的心理。

为什么说了解凶手的杀人动机如此重要呢？

因为真正的杀人者是“动机”，而凶手的肉身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在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仓促地杀死凶手，实际等于让“真凶”永远逃脱了。

不管怎样，李晓明死了，受害者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如愿了。

可事情就此结束了吗？

并没有。

凶手留下的伤痕才刚刚开始蔓延。

这个伤痕最先属于受害者的家人，他们失去了至亲，悲痛欲绝，要花上几年甚至一生去平复。

这个伤痕后来又在媒体的追踪和放大下，成了横在每个人眼前的一道疤。

这道疤的下面，藏着一条深深的缺口。

人最不能忍受“缺口”的存在，于是总要找到某种方式，把缺口填上。

既然杀死凶手收效甚微，于是潮水般的愤怒开始转移，朝着凶手的家人汹涌而去。

谁让他们和凶手流着相似的血液呢？

血脉相连，自然难辞其咎。

于是我们看到，李晓明的父母要终日忍受媒体的骚扰、网民的咒骂和路人的冷眼，最终，不堪其扰的他们躲去了乡下，过上了深居简出的日子。

妹妹李晓文化名为“李大芝”，外出谋生，想给自己换来一个清白的身世和一段崭新的人生。

可是，无论是躲还是藏，都逃不过命运的追杀。

好巧不巧，李大芝工作的品味新闻台主管宋乔安正是受害者家属之一。在得知李大芝的身份后，她派记者秘密跟踪，最终暴露了大芝的身份和家人的藏身之所，使得这一家人好不容易刚刚爬出深渊，又再次跌落其中。

那是整部剧除了凶手杀人以外，最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桥段。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与恶的距离，竟然是如此之近。

尽管我们都能理解，宋乔安因为痛失爱子而满腹愤怒，她无法接受凶手一家过上表面安稳的日子，她要亲手毁掉这一切。可是，一旦她出手了，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从“受害者”的位置移开，坐上了“加害者”的席位。

这是让她无暇多想也始料未及的。

不止如此，片中的那些旁观者们、网民们，他们打着正义的旗号对凶手的家人恶语相向，放肆辱骂。

我也能理解这背后的心理，排除那些借酒撒风的心理变态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他们基于一种朴素的同理心，由他人的悲剧联想到自己和家人可能存在的风险，于是感同身受地将愤怒发泄到凶手及其家人的身上。这一潜在的心理轨迹，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就是对的呢？

显然不是。

这部剧要讲的其实是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我把它看作是一部关于常识的剧集。

对于这部剧，我原本是无话可说的，因为它讲的太正确了，正确到早该成为某种共识。

可是，它在今日的爆红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些常识在当今社会仍然是稀缺之物，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高分”来认可这份常识。

这个常识是什么呢？

用四个字就可概括：把人当人。

这是一切的基础。

只有把人当人看了，才有所谓“人权”的存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把人当人看。我们会把杀人者看作恶魔，把凶手的家人看作恶魔制造者，把精神病人看作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当这些人被贴上了“非人”的标签后，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对他们采取“非人”的对待，仿佛唯有如此，才能把“正义”的奖状贴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恰恰是杀人者在行凶时的心理过程。

在凶手的眼中，被害者并不是人，而是某种欲望的工具。

凶手通过杀死他们，来达成内心隐秘的欲望。无论那欲望是复仇，占有，发泄怒火，还是满足变态的快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把凶手或其家人，由具象的人抽象为一种欲望的代号时，尽管那欲望很可能表面上很正当——比如我们想要消灭危险，获得安全——但其实我们在底层心理上与杀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都是在把人物化的基础上，企图消灭对方。

只不过杀人者用的是刀枪，而我们用的是语言；杀人者是让一个人死，而我们是让一个人失去生存的可能。

这才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表面上相去甚远，实际很近很近。

近到你毫无察觉，就已经站在了恶的一边。

最后我还想就剧中的一个角色，再说几句。

这个人物是律师王赦，赦免的赦，一看便知是个帮凶手辩护的家伙。

说实话，这个人物并不讨喜，因为他太正确了，也太正气了，俨然一个新时代的“伟光正”形象。

在他的身上你也看不到任何弧光，而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高光。这也使得这个人物缺少了些魅力。

或者这么说吧，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秉持着对于人权、正义、真相的信念，一心要和这个扭曲的社会死磕。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他的处境比李晓明的家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人也一再受到威胁。

这样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里自然是不讨喜的。

人们会骂他傻、轴，不会变通，不懂得审时度势。

但我想说的是，我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做了我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我们不逼迫任何人做出牺牲，但当一个人自愿做出了牺牲时，我们至少应该鼓掌，而不是说风凉话。

这是底线，不是什么高要求。

也只有这样，每个人都把人当人，并对那些为了早日实现一个“把人当人”的社会而付出努力的人报以十足的尊重，我们才能真正拉开自己与恶之间的距离。

母亲，成为一条暗线，将几方牵连

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人总是好的比坏的多，实际问题并不在这里。但人的无知程度却有高低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美德和邪恶的分野，而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

去年暑假，一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还意犹未尽，即便高开低走，软硬伤皆有，但在华人圈中能有这么一部所谓披着科幻外衣却鞭辟入里探讨华人家庭教育的作品出现，聊胜于无。

今年早早，又横空出世这样一部现在可能还鲜为人知但目测厚积薄发的类型作品，不得不怀揣着几分思绪，提笔。

得益于网易云第一时间的新歌推荐，yoga的《别让我走远》借着其慵懒但不失深刻的声线一下洞穿了耳膜，再细细琢磨歌词，顺藤摸瓜，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我们与恶的距离》。看了看简介，看了看演员，看了看预告，直觉告诉我：正点。

其实还有一层原因，源于现实。

受害者是否也会转变为加害者？加害者是否也曾是受害者？我又想到了于欢案。

一个是前不久西南某地的学生食堂问题从发生到戏剧化的逆转，一个是沿海某省份发生了爆炸，据说前去拍摄的某媒体的无人机因“不明原因”受到干扰，还有一个能明说，就是隔壁家由李胜利牵扯出的巨大丑闻。三者的交集其实很简单：真相。

恰好今天又看了讲述韩国高层干涉新闻的纪录片《共犯者们》，一向自诩还残留少年正义感的我颇有感触。

前两集的铺垫恰到好处，一条主线，几方人物逐一登场，而战场则正是最需要真相的新闻行业和律师律师行业。

看过颇多也非常钟情涉及到这两个行业的影视剧作品，不亚于最最直接揭露真相的刑侦类。但相比于后者，前两者则反而才是现实中与我们最贴近的行业。到现在还记得《聚焦》的面对多方压力不动如山的豪迈，还记得《匹诺曹》中的那段话：

真相就像碎片一样散落在四处，从来不肯让我们看到它完整的面目。当我们所找到的东西不是真相的时候，真相会向我们发出琐碎又细微的信号，那就是怀疑。于看似完美的真相，并不相称的细微碎片，怀疑。在打消怀疑的那一刻，真正的真相就会隐身消失，眼前看见的，不一定是事件的全部。

故事的肇始可能颇具日系同类作品风格，但随着剧情的逐步展开，我好像看到了一种更亲近的情愫，或许是因为明显的语言，或许是因为暗藏的伦理，毕竟，蓝绿那边再怎么折腾，同宗同族的文化积淀不是一时半会能改弦更张的。

可惜的是，不像耐飞那种财大气粗动不动就一口气全部放出，周播两集又让我有了小时候那种不甘，但好货不怕晚，细水长流，慢慢品味，来日再叙。

说回来，点点题，经常会看到有人问：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坏吗？想了想最近爆红的流浪大师被一群来自大江南北，张牙舞爪的网红前扑后拥地消费，而上面提到的两件新闻却会因为多方阻碍和我们七秒钟的关注和记忆而销声匿迹，那我不得不挪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想法：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人，也不惮以最悲观的态度来看待国人。

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摇晃在你灵魂两侧的两个小天使到底谁出现的频率更高？

汉娜阿伦特在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曾说： 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简单点说，正如我的短评所说： 所以，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更或者说一念之间，就是“恶”沉默的帮凶。

3.4集观感

世上最让人无法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那人心的裂痕是否还能透露阳光？

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并关注这部剧，也满足了我的初心。

加入的线索也逐渐增多，就不一一展开。

其中有两条，比较留意。一个是宋乔安夫妇因为女儿“涉嫌”早恋问题被叫家长，我想表达的不是关于早恋，而是父母。想必很早的时候大家都听过一句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渐丰，我对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怀疑乃至排斥。这句话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确实站得住脚，但根本上混淆了一个是非问题，真正影响孩子，真正能教育孩子的是谁？

家长。毋庸置疑。老师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如义务教育阶段，核心是授业，至于传道解惑，也是在更具体条件的情况下更高阶的责任。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授业是法律，是底线。而传道解惑则是道德，是拔高。此处为了减少给杠精不必要的杠素，不再赘言。但我觉得，但凡能独立思考能慎独的人不太会否定我的观点。

我更偏向于把insight翻译成：觉解

第二条，加入了精神科医生和更详细的关于精神鉴定的讨论。不好意思，我又想到了那位电击疗法的杨姓医生。再多的关于精神鉴定的传闻和新闻，有心的人自然知道我想表达的意思。

最后，又是关于最近的热点新闻。刚好可以见缝插针的切入进来，这也无疑表现出本剧的魅力所在，基本上最近几年，那些令我们或唏嘘不已或愤慨悲伤的新闻背后都可以在本剧投射。

我想说的是从前年开始，某些学校某些老师因为某些学生的告密而停课的事件。在此，又是碍于多方面原因，不便展开，但我曾说过：生而为人，请善良。大是大非前，务必善良。此处的善良，含义颇多。我不想看到历史再次发生。

网上曾流传的一段柴静说过的话，来源根据考证仍不详，但没毛病，碍于某种原因，涂鸦一下。

众所周知，在日语里，老师、律师、医生等德高望重或者说是国家良心的人才有资格称为“先生”。

这些职业内的腐败固然可怕，就好比严重的外伤。但更可怕的是这些被称为“先生”的人被一些本无恶意，但在大是大非前善恶不分的人所中伤，一点一滴的蚕食内部的机理，进而人人自危，瓦解整个行业的底线。坏人作恶，我们姑且还能根据经验防微杜渐，当曾经的好人或者说普通人被蛊惑甚至威逼利诱去戕害好人的时候，恶，已然成为癌细胞，逐步扩散。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得罪

5.6集观感

剧情过半，渐入佳境之时却在李晓明突然被紧急执行死刑后显得有些怅然若失。

第五集片头照旧由社会新闻和网络评论引入，这次，是已经说烂的‘网红’。我本人因为对这类人群向来嗤之以鼻，所以不想评论太多，他/她们确实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但本质上还是人窥探欲与暴露欲的变体。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有人悲观地认为，我们会亡命于“老大哥”似的威，，权之下。有人则“乐观”地判断，我们会葬身于“甜蜜的毒药”。“三生有幸”，我们很多人夹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饮鸩止渴”。

再有就是“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博弈。这也是本剧以律师王赦（赦免？）为核心之一的延展。鉴于本人不是法律或政治学等社会学科出身，不敢太过造次。

只想说说自己的浅薄之见，《罗伯特议事原则》中有一段话：

在讨论过程中，不预设关于正确答案的实质性标准，而是以根据议事规则进行辩论和证明的结果来决定取舍。因此，在组织和会议的运营中应该确立这样的信念：程序正义优先于结果正义——这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给我们的启示。借用孙文先生的表述，即民权初步始于程序。 套入本剧用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和王赦大同小异的观点：即便杀人犯该千刀万剐，但应该交由法律来定夺。如果所有的判断都是源于没有任何分析推论和判定的想当然，即“杀人偿命”。一来容易被既有观念所干涉，二来，会照成某些冤假错案。这儿我想举个例子，就是《七号房的礼物》，如果柳成龙所饰演的爸爸没有因为先天的自身问题和后期种种感情因素所胁迫，是不是剧情会朝更好的方向进展。诸如此类的的作品很多，如《杀死一只知更鸟》，《绿里奇迹》等等等等。

当然，程序的运作自然要受人为的干扰，正如片中那位母亲所举：很多权贵，完全可以手眼通天，见缝插针的左右程序。这样的新闻或实例，呵呵呵呵，就不用说太多了吧。(国外有辛普森案件还有《制造杀人犯》，国内还有传闻中那位儿子撞死人被搞定现在已经进去的令狐人士。)

那么，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是否相悖，是否能共存？不能仅仅交给时间和那些法律从业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准则。有些东西虽然是人想出来的，但它是冰冷的。人心虽然是热的，但人心又会受到多方影响而失去客观。

倏忽间，脑回路想到了太多，特别刚刚过去没多久的新西兰和2011年奥斯陆枪击案

第六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婚姻关系。主要是宋乔安夫妻咨询婚姻专家，王赦夫妻车内的一席对话以及林一骏夫妻的嬉笑怒骂。

鉴于我本人只有过恋爱经历，尚未步入不知道是殿堂还是围城的婚姻，细究起来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但好在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给我提供了太多现实的或好或坏的例证，特别是其中有诸多幸福婚姻的楷模，加上耳闻目睹更多。关于婚姻，我觉得《简爱》中那段话质朴但掷地有声：

最好的婚姻关系是，我们是亲密爱人，是同舟共济的队友，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更是彼此最有趣好玩的朋友，也是强强联合互相扶持共同进步的婚姻关系，只有这样一段关系才能长久的稳固。（又想到了那张丑脸的王小波和可爱的李银河。）

眼看着最近数据统计，结婚率的大幅下降和离婚率的与日俱增，我大概知道原因，但又不想细究太多 此处引用一下朱光潜老先生曾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话吧：

一般人误解恋爱，动于一时飘忽的性欲冲动而发生婚姻关系，境过则情迁，色衰则爱弛，这虽是冒名恋爱，实则只是纵欲。我为真正恋爱辩护，我却不愿为纵欲辩护；我愿青年应该懂得恋爱神圣，我却不愿青年在血气未定的时候，去盲目地假恋爱之名寻求泄欲。

毕竟，我依然固执地纯真地相信爱情和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无论何种欲望促使我开始步入婚姻，我坚定地以爱情为核心。

7.8集观感

此时的弱者，彼时却成了欺凌者

先说个题外话，前几天看到一个段子，讲台湾本土对本剧的一个评论：我们与恶的距离，210公里。（哈哈哈哈哈，没错说的就是你，冲绳。）

伴随着李晓明的紧急处刑，剧情的一条大主线戛然而止，几方稍显归于平静。但关于“恶”的纷扰与困惑还在进行，恶与我们的距离依旧或近或远。

开篇又引入一个同款的案件，陈昌杀童案（推荐一下最近较火的韩剧《囚犯医生》）。而由本案引申并峰回路转出来一条：新闻真相与新闻引导以及那些躲在背后带节奏的键盘侠。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去年发生在重庆的公交车坠江事件。一波三折，“恶”的头衔从不会开车的女司机到深夜宿醉的公交车司机再到监控还原了乘客才是罪魁祸首。短短的十几天，舆论的风向三易其主，吃瓜群众们也向墙头草一般东摇西晃。

从大脑的生物性来说，人本能地喜欢新闻，不喜欢旧闻，既然真相和谣言都是旧闻，那么更离奇更重口的谣言，显然会胜过平淡无奇的真相。

这样的翻转甚至是翻转再翻转仿佛已经脱身于艺术，回归现实，并在现实中演绎的更加惊愕。（还有多少人关心并清楚那个由小崔爆料跌宕起伏颇具现实主义色彩的案 卷 丢 失 案？）作为媒体从业者，在这个流量为王可以变现或者说优胜劣汰的时代，在普通的真相和诡谲的引导中，如何抉择，是遵循职业操守，还是听从内心本真，抑或只是不触碰最低的法律，就像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样由低到高，因人而异。一般人没有探寻真相的本能，相反那些建构在真相基底上跌宕起伏的故事更容易贩卖。这样看来，动机的缺失和探寻成本的昂贵导致真相成了稀缺品。于是，键盘侠，这样歪曲且丑陋的产物应运而生。他们或许并没有真金白银的诱惑，但躲在屏幕背后的人的劣根性充分地得到了满足。 比起真相，更多的时候是谎言。谎言会缝合暂时的矛盾，使不安沉睡。真相比谎言更让人难受，所以大部分人都想避开真相。传达真相一直是让人痛苦的事，所以我偶尔也会在真相面前闭上眼睛。

其实没有谁会在意真相，人们只会相信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真相。

就像每个人体内都有癌细胞一样，我们的精神中也都有细菌和病毒的游荡。人有病，天知否？

我对众生皆有病最明显的感受是重回豆瓣以后，曾经的精神角落背后原来是那么多受伤和受丧的灵魂。慢慢的，我以这种视角去同视现实，才恍然大悟，再光鲜亮丽的华服配饰，再高深有趣的言谈之下都掩藏着那颗斑斑点点不可直视的心。没有一个时代是无暇光洁的，也没有一个族群是无懈可击的。

安东尼奥尼曾说：神经官能症不是现代世界的后果，而是我们与世界的分隔和不适应这个世界的结果。

人类的存在在历史的演变中周而复始的与“精神病”抗争。我们这代是“丧”，是个体的冷丧，上一代却是热，是群体的狂热。

某种意义上，确如胡适先生所说：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

另外，这个剧能留火种的留火种，鉴于接二连三类似bi哥，老梁这样看起来莫须有又“无厘头”的文化事件和本剧中能偶尔可以看出来的XX不正确，即便我看到某官mei也推荐此剧，但谁知道它们会不会后知后觉，神经紧绷突然变脸，这篇影评和本剧会不会像我原来的好多短评那样不是被删就是被蒸发了呢？

反正，我习惯了，但我还是要说。

9.10集观感

最黑暗的时刻出现在黎明之前。——保罗·柯艾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曲终收拨当心画，完结撒花。

说点题外话，甭管明年郭，韩，蔡抑或其他当选，都要赶在他们之前去一趟朝思暮想的台湾，面朝太平洋，呼吸一下华人圈残存的自由空气。

还有哦，果不其然，豆瓣里的“老大哥”没有网开一面，还是把我的短评删了，目测啊，这篇长评也是时日不多，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平台，也就豆瓣还算“洁身自好”没有充斥太多戾气，为了让它和阿北能继续充当我们的精神角落，觉得哪不合适，删就删吧，无所谓了。

夹带点私货，还有很多条目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你懂得

李晓明被处决已有，应思聪果然成了最大的变量。原因无外，他是那个所谓“有病的人”。其实前几集看的时候，因为他人设的原因，我想到了《大象席地而坐》的导演胡波。因为自身的抑郁问题也好，还是因为传说中某王姓导演夫妻的缘故也好，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陨落，除了唏嘘，结合最近的996问题，我最想想表达的是：给年轻人一点空间，一点时间，给年轻人一点自由，让我们那么残喘一会，都会换来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再有就是大婚当前，应思悦和其男朋友的那场对峙。她男朋友算不算渣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疑给各位女性以及男性·提供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在面对危机和困窘的时候，是针尖对麦芒的拔刀相见，底牌全露，还是真心地做好了共同面对，相互扶持的准备。患难见真情，真是totally right。

一个小彩蛋，38分钟左右，在王赦的办公室，我看到了《因父之名》的海报，不知道是编剧，导演，场务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总归很贴近本剧的旋律。

最后说说媒体，不知道从何时起，曾经相比之下敢于仗义执言的“南方系”因为诸多原因偃旗息鼓。加上后期你们看到的更多的关于一些新闻媒体被勒令整改的新闻，不得不怀疑和思考历史重演的趋势。

媒体，无疑放大和加深了我们的“私欲”，但我们离真相却好像越来越远

一个国家为其年轻人所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宋乔安职位调整的事儿我就不赘言了，毕竟那个圈子和类似的圈子的种种是非，真不是自己可以左右的。

应思聪因为未按时服药，旧病复发产生幻觉然后闯入宋乔平办公室，险些酝酿出悲剧的片段倒是在最后一集锦上添花。不想再以《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所说的：“在病态的社会中，精神病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来颠倒和逃避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所谓“有病”的人。

我给出的答案可能很宏观（说了跟没说一样）：

不要害怕，不要歧视。

多一些爱心，再多一些耐心。

其实最后一集最让我动容的是三对夫妻的“冰释前嫌”，特别是王赦夫妻的对话。

尤其是王赦的那六个字，简直就是我一年以来的内心os：

“我没变，我在呢”。

然后就是几方受害家庭（当然李晓明的家庭也是受害者）坐在一起的“和解”，演技在线。

碎碎念了这么多，其实在当下，我最想表达和呼吁的是一份执着，一份坚定，一份善念。

犹记得正好年少时，看《那些年》，青春爱情的萌芽和逝去当然令人悸动与感伤，但我到今天记得最清楚的话却是柯景腾说的：“ 我想成为一个厉害的人， 让这个世界因为我而有一点点不一样。 ”有幸的是，我自诩正在现实中一点点做到，包括线上你在看我写的这篇剧评的时候。

当然，因为各方面原因，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份信念，这无可厚非，那我希望另外一段耳熟能详的台词可以提醒大家。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最后：

纵使这个世界在腐烂，总还有几道不屈的光线。倘若这个世界腐烂得无以复加，我们就合力让它重生好了。

“if you stay，陪在我身边，凝视我的脸所有狼狈，照亮我阴暗的每一面，不顾一切，包围一切，光线里别让我走远。 ”

愿你身边有光，愿你也是一道光。

台湾与HBO合拍的社会写实题材『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继『一把青』和『花甲男孩转大人』之后，最想推荐的台剧。

看了前四集，想起几年前震惊台湾社会的台北捷运无差别杀人案件，以及几起幼童遭遇随机杀害之案。记得当时捷运杀人的新闻一出，立刻打开电视在各新闻台之间切换，同时手机也随时关注FB上实时的言论。当时连续看了好几小时，虽然事不关己，内心却弥漫着恐慌夹杂着愤怒的焦躁感！那些不断重复却无济于事的新闻画面与网上成千上万网民愤慨的留言，在那一刻，将台湾所有人牢牢拴在了一起。

本剧由『谁先爱上他的』吕莳媛编剧，题材虽沉重，却依旧维持出色的节奏把控，多重视角的展现也让人在观剧过程中慢慢沉静下来。

故事的时间点是在无差别杀人案发生的两年过后，此时的新闻重点只剩下凶手二审死刑定谳。而新闻之外的受害者家属与加害者家属，生活看似如常，但其内心深处从未随时间变小的巨大伤痛彷佛一颗不定时炸弹，只要一触碰，随时爆炸！

【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剧本着重在描绘受害者家属及加害者家属在经历变故之后的真实处境。贾静雯饰演的新闻台主编，在失去儿子之后，变成一个浑身长刺、冷如冰窖之人。职场上不近人情，生活中与丈夫和女儿的关系更是降至冰点。虽然时间依然继续在走，但她的人生在儿子死后也跟着嘎然而止。那些没有出口的怨恨如同利刃，总在不经意之际戳中她的心口，同时戳向她的家人。明明不是她的错，却彷佛全是她的错！

虽然生命自有其定数，但人总是很难接受突如其来的死别，一不留神，往后的日子便全被阴霾覆盖。这道无解的人生课题，有人直到人生最后依旧深陷其中。

而加害者的家属也没有过得比较好。平凡老实的父母即便躲到天涯海角也依旧不知道儿子变成杀人魔的真正原因？剩下的女儿就算改了名字、重新踏入社会也撕不掉贴在心底的"杀人魔妹妹"标签。

想起东野圭吾的小说《信》，成为杀人犯的哥哥入狱服刑后，弟弟在外面却因为哥哥的缘故备受歧视，为了能好好生活下去，不得不与哥哥断绝关系。

虽然犯罪的并不是杀人犯的家人，但在群体社会中，"血缘"代表的还包括教育的责任与爱，而这一切都应该以"了解"为前提。父母对子女若没有足够的了解，也只能看到子女的表面。所以剧里老实的父母才会误以为安静躲在房间里的儿子一直是个乖孩子；手足之间也不是有话聊就等同于了解彼此。

虽然并非所有不被家人了解的人都会变成杀人犯，我也不认为杀人的锅应该全家一起背，然而"人性"却远比我们的理性认知更为复杂。一件人神共愤的案件，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忍耐力与承受力，那根紧绷的理智之弦一但断裂，压垮的绝不仅是关在狱中等待死刑的杀人犯！

其实，无论是受害者家属或是加害者家属，都是案件里的最大受害者。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关于加害者家属，也不是杀人犯一句：『不要烦我家人』，就能让他们置身事外。虽然连幸福感最高的北欧国家都有杀人魔，但一个真正有爱的家庭或许仍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人，也只有对家人怀有真正有爱，才不会自私自利地去做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

【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

剧中吴慷仁饰演专为重大刑案罪犯打官司的人权律师－王赦。人权律师，也是目前台湾社会备受争议的一群人。「废死联盟」大多由人权律师组成。剧中并未强调王赦想帮这些重大刑犯逃离死刑，他一心希望透过心理专家与罪犯及其家人的沟通，找出他们从正常人变成反社会人格的真相。他认为执行死刑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重要的是该如去何预防日后可能发生的悲剧，这才是治本之道。

王赦的出发点或许是对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想主义。不是每个随机杀人案件的背后都有深邃的犯罪心理，家人与朋友的不了解也未必是罪的诱因。

几年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脑男』，电影中的那个少女令我印象深刻！女孩聪明可爱，家境富裕，与父母的感情也极好，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阴影，但她却长成一个极其阴暗的女孩。对一切无感，只有"杀人"能让她产生快感！她在有爱的环境下成长，却对人没有任何同理心，杀人的原因纯粹就是好玩！从那时起，我对人性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大多数人可以透过教育与身边人的情感付出对人产生善意，但也不能排除那些无论如何对人都抱有深深恶意的人的存在。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有时探究不出原因，每桩恶事的背后也未必都有真相。过于理想主义，无私，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

剧中，藉由患有精神病随机杀害两名幼童的凶手突显精神病患长期遭社会歧视的问题。从前俗称的「精神分裂症」，在剧中一律称为「思觉失调症」。台湾每每出现恶劣至极的凶案，凶手为逃过死刑，总会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要求作精神鉴定。但事实上，精神异常的凶手只占少数。而社会大众对精神病的愤怒在于这类凶手明明有犯罪事实却因特殊状况无需对其犯行付出应有的代价！愤怒与恐慌自然生出偏见。

之所以一直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对精神病没有病识感。剧里才华洋溢的年轻导演精神出现问题，可能来自遗传，也可能是女友轻生的打击造成。一开始家人皆毫无病识感，父亲认为他太脆弱受不了挫折，姐姐认为他只是压力大。

没有病识感，未能及时就医服药，就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造成精神分裂的原因很复杂，精神方面的疾病长期被污名化也导致许多病患的家属会以自我安慰的方式忽视其严重性，恶性循环之下，精神病犯罪便成了社会的一大隐患。

如何减少这类案子的发生？这部剧提醒我们：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反过来说，反社会人格也不等于思觉失调症。人们重视身体的疾病也不该忽视心里的疾病，这才是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这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杀人"的时代】

每一集开头都会出现FB上网友对案件的各式评论，象征了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畅所欲言的自媒体时代。然而，那些不加思索就发出去的言论依旧是从新闻媒体而来。台湾的新闻媒体拥有高度自由，众多新闻台与网络平台二十四小时放送新闻，观众想看新闻随时能看。

新闻台之间为了抢收视率，求快，遂成为第一要务。于是剧里便出现了未经证实各台却已报得如火如荼的灾难新闻，以及状况不明却直播仍在劫持中的幼儿园这样的头条新闻。新闻下标以博眼球为主，报导的角度也不以客观为要，没有新闻道德的媒体，更深深影响了这些重视实时胜过事实的大多数观众。

一直觉得这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可看的信息太多，习惯眼见为实之后，思考便不再重要。

以前的人对于自己不够了解的事会持保留态度，而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人一旦惯于刷存在感之后，便很难意识到自己以偏概全的傲慢，以及这样的傲慢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巨大伤害！

看了四集后，整部剧的走向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在其中得到许多思考：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全面了解一个人，更不可能得知一个案件的全部真相，但却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件事，进而产生自己的观点。

基于人权考虑，台湾社会近几年对于「废死」有诸多争议。至今，我依旧不赞成废死。我认为人权存在的前提是"你得是个人"。

是人，就得有人性。对于泯灭人性的极度之恶，唯有死刑对犯罪者才有足够的震慑力！当你残酷地剥夺别人的性命，就该付出相同的代价！这才是所谓的人人平等。

写文章时一直没想好标题，却在写最后一段时想起杨雅喆导演在『血观音』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颁奖台上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些看似只与少数人相关的社会重大刑案，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身处同一个社会，都想要一个能让我们安居乐业、免于恐惧的社会，我们也都害怕自己的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成为彼此与社会的负担。

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不是局外人，才会对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关心，也才会去思考案件表面之外更深层的问题。如此，才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原文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aiyung32

冲着导师闲聊时的推荐和9.5分的极高评分看的，看完非常失望，实在不敢苟同这个评分。

首先，我认为本片的问题切入角度/聚焦方式与它想要达到的高度，有很大差距。

其次，对于题目和开头抛出的几个核心问题，全片都只是做了一些皮毛化的拓展，并未深入探讨成因。全篇围绕相关疑问，啰嗦地进行多次重复无效叙述。但问题“各位好坏”“我们是怎么变坏的？”“怎么办”等问题缺乏深入追问。最后编剧把锅分给“7岁智力”的民众唯利是图的媒体毫不作为的政府，然后故作深沉地摊摊手，撒花。至于成因和解决方案，没有任何的探讨。

撕裂的团圆结局像是个笑话，剧终前幕布拉下来，我都想往上面写个“梦”字。

另外，编剧虽然没有好好深挖主题，却很贪心地塞进了很多私货，极度不舒适。

最后，本片在角色塑造上有多处不合理。

乔安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逻辑是自我矛盾的，性格发展与转变都演绎得太僵硬了。

乔安女儿的性格表征也是自我矛盾的。

中二青年刨土员王赦，前面一路开着伟人视角使劲儿刨，后期突然心理暴毙，性格转变一段看似合理实则极为唐突。是，沉迷在自己追求中的中二理想主义者确实可能会半路死去，但转变的原因却不太可能是因为这种事。

思怡和她的退婚夫一家，台词和表演很生硬浮夸，角色脸谱化太严重，我实在不太理解这段剧情对于本剧的意义是什么，这么浮夸实在是看着尬得难受。

最后一个槽点是关于剧集长度：既然对于问题成因的挖掘只是浅尝辄止，那剧情推进为何可以如此拖沓？砍成三集完结的迷你剧说不定会好很多吧。

有一个问题，我看了很多五星评论，一顿神吹，但都并没有提到这片子到底哪里精彩，哪里好看。

我觉得，实在算不上好看。

（只是记录个人观影感受，写多了超过字数就转成剧评了。）

周围不止一个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用三个晚上一口气看完10集。看到最后一集，紧绷的情绪终于释放，无数思绪涌出，终于决定写下这两三年来，第一篇“观后感”。

我们与恶的距离，从来不远。

这部剧谈及的东西很多，媒体公权力、法律、公义、精神病人、被害者家属、凶手家属……聚焦的人物也很多，宋乔安夫妇、宋桥平夫妇、李晓文一家、应思悦一家、王律师一家。所有人因为李晓明、应思聪这两个“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10集故事，围绕“寻找”、“妥协”与“和解“三个关键词展开。人们试图寻找杀人者为何杀人的原因，人们向现实无奈妥协，人们主动尝试和解。这部剧里的人物塑造，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渐渐丰满、真实，渲染到最后一集，逐层爆发，催人泪下的同时，也像这集的名字那样，让人看到”未来的样子“。

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就会知道，这几年的台湾，并不太平。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所谓”精神病人伤人“的报道，其中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和2016年“小灯泡事件”，更加为世人所熟知。我不知道剧中李晓明案、陈昌案是否脱胎于这两个案件，但李晓明给父母的信中那句“我要成大事”的表达，和“台北捷运案”犯人郑捷的在自己FB上写下的“要做大事”不谋而合。郑捷的父母、弟弟，也在案发后与他切割，媒体报道用词为“神隐6天”，之后出面向受害者道歉，下跪超过20次。重看当时的报道，郑捷的母亲和李晓明的母亲装束一样，帽子、口罩包裹的严严实实，在道歉后飞奔着逃离媒体的追击。

五年过去了，剧中李晓明父母尝试着去和受害者家属达成“和解”，现实中郑捷的父母又在哪里，他的弟弟在做什么，是否也和李晓文一样改了名字重新生活，搜了一遍，没有半点消息。

我记得，那几年很多媒体报道都在问“身为郑捷父母是什么感觉”，“是什么造就了冷血杀人魔”，然而，无人能找到答案。他和李晓明一样，被快速执行了死刑，人们只能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去拼凑真相。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站出来，亲口叙述孩子的成长，帮助分析、理清究竟是哪一步偏离了轨道，最终酿成大祸。

假如，我是说假如，在现实中，郑捷和其他很多被贴上“精神病”、“疯子”标签的人，能有幸和剧中应思聪一样，遇到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一个愿意聆听他的社工，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朋友，或许很多时候，在帮助他们和自己”和解“的同时，也能避免掉很多悲剧的诞生。

突然想起2017年的港铁纵火案，那应该是距离我最近的由“精神病”引发的人员伤亡，1死18伤。案发次日清晨我去了现场，尖沙咀站内还有劫后惊魂的气息。60岁案犯张锦辉有精神病记录，需要定期复诊。案件中他被烧伤留医三个月后不治身亡，成为唯一的1死。而他为何作案的原因，也跟着他一起消散，他的妻儿，也再无音讯。

那起案件过后，香港传媒围绕“精神病患”关注并讨论过一点时间，最终不了了之。和剧中一样，传媒在意的是点击率，是血腥的标题，只有这样，才会让读者闻着血腥味来凑高点击率。标题怎么骇人听闻怎么来，内容怎么猎奇怎么来，比如在某媒体《【港鐵縱火案】疑犯鄰居買定家居保險：佢經常煲燶煲 間屋差啲著火！》报道中就提到，“邻居说案犯常常去赌钱、不做家务，好不容易做一次还差点引起火灾……”读者看了自然会联想到：难怪心理变态，这人该死。

没有人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受害者家属只希望他们死，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消失，键盘战士们早就杀了他们成百上千次。

没有人想寻找答案。王律师的执着和坚持，有什么用呢？在陈昌狱中自杀后，在他妻子因为恐惧应思聪而摔倒以致早产，最终孩子夭折后，他无奈妥协，放弃了去促成和解的尝试。

全剧最怀抱希望的人，放弃了希望，加上应思聪情况恶化，一切都down到了谷底，绝望，无奈，无可奈何。然而，在最后一集却大反转。没有放弃的社工，劝服了病情加重的应思聪，没有酿成伤人惨剧。王律师的老婆尝试理解、鼓励王律师坚持下去，去捍卫公义和人权。这种柳暗花明，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妙的地方，它呈现了不去试看看的后果，也描绘了努力去尝试的结局。

与恶的距离，就在这“试，与不试”之间。

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复杂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环境至诱发因素，可是传媒容易以单一因素来总结。“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

有港媒曾如是说。“媒体与恶的距离”，正正在此。韩剧《匹诺曹》里，男主角的父亲救火时死于火灾，却被污蔑为害死队友的凶手。劈天盖地的传媒令男主角和他的妈妈、哥哥走投无路跳海亲生。马航MH370事件，失踪的机长被传媒渲染成“会在家里开飞行模拟器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其家庭所在的宗教国度，家人所承受的谩骂质疑，可想而知。

李晓文说的对，无良传媒“杀”的人，不比他哥少。

对“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无良媒体的另一战绩。周遭的人害怕，越害怕，情况变得越糟糕。异样眼光、动不动就强势管控，让这些试图融入社会的”再生者“处于”被注视“的环境中，无法逃脱。

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思觉失调”，不是精神病。香港政府的“思觉失调”服务计划明确写到，“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精神状态，但如果不及早识别和及早治疗，是可能发展成为一 些精神病“。

如果及早识别“思觉失调”，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会比较理想。而且，当患者并未作出过任何伤害自己及影响他人的行为，日后他康复重投社区的成功率会较高。相反，如果患者早期未被识别和治疗，已发展到一些精神病时，治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即使彻底治疗，由于患者从前作过一些负面行为，又被人知道，可能影响其重投社区，过正常生活。

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又有有多少，去普及过、讲述过这些呢？

要拉开与恶的距离，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而不是找一个符合大众期待的单一答案，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李晓明的家人，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活在阳光下，被害者的家属，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火灾阳光下，让生活继续，是拉开与恶的距离的不可或缺的尝试，唯有此，才能告别对悲伤的妥协，迎来与痛苦的和解。

比起除之而后快，探究犯罪心理成因，把犯罪心理扼杀在摇篮中，是还活着的人，最应该做的，让恶真正远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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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剧的影评下，就有一篇某新闻的报道，出来唱反调。说这部剧是伪善。

很快就成为高赞。我觉得这很讽刺。

此文前面还在说，恶有大有小，说恶无法避免。好像有几分道理。后面就开始说，人们有权发泄愤怒。不仅完全违背这部剧想表达的思考，歪曲为“圣母洗地”。更是直接连自己的前半篇文章，都偷换概念。

看似理性，其实还是在为情绪找借口。说来说去，也就是想挑拨情绪而已。

我实名反对这个媒体的文章。

《我们与恶的距离》，每一集都会以网络上的留言作为片头。而那些留言，有的义正言辞，有的无脑发怒，有的宣扬暴力，甚至要把不相关的人都处死。网络暴力和不负责的言论，成为了新的恶。

这些恶，虽然小，但却汇集成一条大河，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

最终，又再一次导致出一个极端。

人人都高举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有时候，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

编剧创作这部剧的灵感，其实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小灯泡“逛街。突然，一名男子冲上来，对着小灯泡连砍23刀致其死亡。

经调查，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这起恶性杀人案引发了极大关注，网友群情激愤，要求将凶手立即处死。

但让人意外的是，小灯泡母亲的态度却是，坚决不处死凶手。

她向媒体表示：与其立即处死一个罪犯，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所以这部剧，并不是要“圣母”原谅凶手，或者凶手的家属。

完全不是。

这部剧并不是单纯的要去谴责一个杀人犯，或是讲一个杀人犯的故事。而是要全面的去分析，整个事情所有的因素。

加害者罪大恶极，加害者家属呢？是一概有罪，还是一概无罪？

你不知道，因为你不认识他们。

不认识，就没有判断。

不知道，就没有发言权。

出了案件要走法律，但是是不是泄愤之后，就能消除恐惧？

是不是消除了恐惧，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

比如讲到媒体，这部剧就非常的专业。出了新闻，

有的媒体会无脑的报道，只为了更多的阅读。有的会确凿信息，之后才展开报道。

有的会引导情绪，甚至挑拨情绪，故意让群众发怒，好从中获利。有的会认真分析，针砭时弊，全面负责。

这一些，还有更多更多深入的讨论，我之前在《媒体，这才是真正的禁片》里，都已经讲过。

这部剧的初衷，只有一个。

就是宣泄情绪，并不能完全的解决所有事情。

相反，大部分时候这是一种逃避，逃避恐惧。

这部剧是让人们全面，清晰，理性的认识这件事——虽然让人类保持理性是困难的——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有些恶，不管再社会再美好，也会发生。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反思了。

更不代表群众就可以施加小恶了。

在这部剧的影评下，前面就有一篇某新闻的报道，出来唱反调。说这部剧是伪善。

很快就成为高赞。我觉得这很讽刺。看似理性，其实还是在为情绪找借口。

说来说去，也就是想挑拨情绪而已。

因为也许你没办法做到理性。要求每个都理性也确实很过分。也许你可以拒绝全面的认识，分析事情。但你不该说，人家试图思考，就是立场不对。只有宣泄情绪，才是正义。

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

这让我想吐。

在中国，“杀人偿命”是个被公众默认的，看似合乎情理的简单逻辑，这逻辑既说明生命被赋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体现国人感性至上的善恶道德观。

但在现代法制社会的语境当中，“杀人偿命”是有待于商榷的说法。对于杀人犯罪行的判定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死刑”作为最高的刑法，作为对生而为人的权利的最终剥夺，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

中国的社会舆论往往对杀人犯最不宽容，民众们不会去在乎杀人犯犯下罪行的基本动机，甚至不会关心杀人犯在犯罪前后所处的精神状态。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也许同样会有不在少数的读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杀人犯的真实想法呢？

与此同时，不管主要舆论是站在支持直接判处杀人犯死刑的立场，还是站在对杀人犯进行精神鉴定与人道主义关怀的立场，对于当事人家属而言，往往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局外人意见。

现代刑事法律面对的伦理问题不仅是要准确地对犯罪人量刑，还要兼顾对受害者家属、对犯罪人家属，乃至于对整个社会舆论导向的关怀。

由台湾公共电视（简称公视）、HBO亚洲频道和CATCHPLAY联名制作并同步播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便聚焦于无差别杀人案背后的法律制度与社会舆论之间存在的矛盾。这部剧播出仅两周的时间，在豆瓣已经收获国产剧里实属罕见的9.3的高分。

台湾公共电视是一家不受任何政府和政党管制的，以服务民众为要任的公共性质的无线电视台，公视的电视制作主要关注严肃的社会写实题材。在台湾本土轰动一时，改编自白先勇原作的《孽子》便是公视突出的成绩之一，去年在内地颇受关注和好评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同样出自于公视之手。

《孽子》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公视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由贾静雯、吴慷仁等人主演。在经历轰动一时的婚姻风波之后，贾静雯近几年的复出之路走得尤为曲折艰辛。但也正是因为经历过上一段惨痛的婚姻教训，贾静雯对本剧中的已婚已育的独立女性角色的把控尺度更为准确投入，贡献了质感突出的表演。

吴慷仁是近些年台湾风生水起的男演员，本人近年来与公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一把青》《滚石爱情故事》《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有口皆碑的作品，均是其与公视合作的重要成果。

台湾著名电视编剧吕蒔媛参与了《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剧本创作，可能“吕蒔媛”这个名字对于内地观众并不十分熟悉，但由她执笔的去年大热的台湾LGBT电影《谁先爱上他的》相信大部分观众都看过，亦或有所听闻。

《谁先爱上他的》

本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虚构的故事背景，是一起曾震惊整个台湾的电影院持枪杀人案，这起无差别杀人案件共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的人间惨剧，法院最终给与杀人者李晓明死刑的判决。

对于这样一起看似早已有所定论的无差别杀人案，李晓明方的辩护律师王赦却认为必须要对李晓明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鉴定，法律上才能够给出最为公正的判决。但李晓明本人始终拒绝这些原本可能会对自己的刑罚有所减轻的帮助，似乎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王赦是一名专门为死刑犯辩护的公共人权律师，由于职业上的特殊性，即便身处人权律师的公益性职业位置，王赦也无法避免地被公众所敌视。但在他看来，刑事犯人最基本的身份是“人”，所有的罪案都应该有相对应的起因和动机，只有追根究底地挖掘潜藏背后的成因，才可能让刑事犯人得到最公正的审判。

为李晓明辩护的王赦不仅遭到网络上持续的讨伐谩骂，还在公众媒体面前被受害者家属以泼粪的方式羞辱，甚至连过去一直支持他的妻子，也逐渐地对其职业产生误解和失望，家庭关系因为职业而出现了裂缝。

宋乔安是这起电影院枪击案的当事人兼受害者家属，两年前，她陪同年幼的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途中因接听电话离开影厅，等到自己赶回影厅时，儿子被弹药击毙的惨剧已经发生。对于儿子死亡一事，宋乔安一直感到深深的自责，也因此变得封闭而偏执，与过去关系亲密的丈夫和小女儿逐渐疏远。

与此同时，宋乔安还有另一个身份，她是社会新闻SBCNews（品味新闻台）的负责人，因父母双亲车祸过世的原因，她在工作上严厉到接近苛刻的程度，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但也因为行事作风上的一丝不苟，宋乔安主导的新闻节目在业界获得了颇高的地位。

李大芝是在SBC News工作的新人，平时沉默寡言行事低调，是职场上不引人注目的那类人。原本的新闻编辑因临产而无法主导正在播出的新闻节目，所幸李大芝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事故，因随机应变的处理方式而被宋乔安晋升为现任的临时编辑。

但李大芝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的原名叫做李晓文，是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在事发之后，父母试图将变卖的房产补偿给受害者家属，但仍无法弥补李晓明所造成的伤害。在社会舆论的指责压力下，父母便躲到偏僻的乡下，为了女儿的前途着想，母亲让李晓文更改姓名和家庭背景，声称自己的父母在车祸中身亡。

应思悦是李大芝的房东，一个即将新婚的，自己经营店铺的年轻女性。她知情达理，对李大芝关怀有加。原本未来会一帆风顺的她，却被告知弟弟患有思觉失调症，也即是精神分裂症。在宽容度极低的社会环境下，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蒙羞的存在，这样的家庭毫无疑问会受到旁人的闲话乃至责备。

刘昭国是宋乔安的丈夫，是一个社会正义感和是非观分明的媒体人。尽管同样从事媒体行业，二人在工作理念上却存在着极大的悬殊差距，儿子的死亡使得他们的婚姻即将走向尽头。

这些各式各样的人物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们与恶的距离》得以展开的关键。角色之间的连接显然是李晓明无差别杀人案一事，但同时他们也都面临其相对应的私生活的困境。

可以说，《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拓展话题极广的作品，它同时还关于两性婚姻（宋乔安的婚姻、王赦的婚姻）、亲子互动（宋乔安与女儿愈发疏远的关系）、职业道德（新闻报道应该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对待社会边缘群体的态度的探讨（精神疾病患者与普通人的相处）、网络舆论对个体的伤害。

纵观《我们与恶的距离》，有这样一些在当下网络环境中极具反思性的细节：

李大芝编辑的新闻稿件被宋乔安毙掉，只是因为她将严肃的社会新闻放到头条，而SBC News上一天的头条新闻则是“店员被客人泼奶茶砸头”；

为了争取更高收视率，SBC News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播出了一条“普吉岛爆炸事件”的新闻，事后该消息被证实是虚假消息；

将“女大学生被撞死”的新闻中的“女大学生”字眼改为“高材生”，以此博取更高的关注度。

标题党、虚报假报、恶意报道……SBC News这些行为完全就是当下大多数公共媒体的所作所为。在微信逐渐地占据大多数人日常社交生活的当下，越来越多毫无职业道德感可言的自媒体也成为了社会新闻的传播者，和社会舆论可能的主导者。不负责任的媒体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无疑是不言而喻的。

回到电视剧本身，它所探讨的核心话题是贴合当下现实的：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不少的杀人事件，而每当有杀人案或是情节严重的人身伤害案件出现时，网络上总会冒出诸如“杀死作案者”、“处以死刑”、“判刑过轻”等义愤填膺的情绪化论调。当然，这些声音的存在一方面的确也说明民众的社会正义感和道德感达成了共识，他们的出发点毕竟都是善意的。

但作为旁观者，我们呼吁让作案者“杀人偿命”的声音真的是公平的吗？倘若作案者在杀人伤人时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甚至患有各种精神疾病，倘若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要去伤害他人，但精神问题导致他们无法自控地做出这些行为，那么网友们正义凛然的“杀人偿命”难道不也是缺乏同情心的、不需要付出丝毫代价的伤害吗？

在这样一种案件尚且不够清晰的前提下，对作案个体的定罪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基本人权问题和刑法层面的伦理问题。即便是针对恶意杀人的反社会者，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在其作案过程清晰之后，法庭再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刑责呢？

而《我们与恶的距离》向观众提出了“患有精神疾病的杀人犯该如何处置”的问题，这样棘手的问题或许更该交由法律公正来定夺。真正应当引起观众注意的，是“精神疾病”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类带有随机性的病症，“精神疾病”既可能是基因遗传或基因变异的先天性并发症，也可能是社会压力一手促成的悲剧。

就如片中自小失去家长关爱的李晓明；遭受工作被辞、女友自杀等打击的应思聪……他们的精神疾病都不可不认为与其所处的社会有关。

孩子从小被家长强迫去上各类兴趣班，大大小小的考试被家长监督，学校每天布置做不完的作业；初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面对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对前途迷惘而失落；中年人面临着赚钱养家还房贷的经济压力，工作竞争丝毫不允许他们怠慢。人们似乎从有了自我意识开始，便要履行相应职务，像机器人一样地生活。

生活在时时刻刻处于高压的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多复杂的精神疾病随之涌现。人们对待周遭陌生人尚且冷漠，对待精神病患者可想而知更是避之不及。这种恶性循环的冷暴力只会促成更多人出现精神上的疾病创伤，导致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走向伤人杀人的极端。

在观看《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同时，我联想到的是这些天“1818黄金眼”微博报道的一条引发热议的新闻，标题是“小伙骑车逆行被拦后爆发，称压力好大”，

新闻里，年轻小伙在路边大哭，向交警倾述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交警们悉心开导并鼓励小伙。倘若这个时候交警们对小伙不予理睬，或是加倍地指责，谁又能保证濒临崩溃的他会不会做出极端的行为。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间隔着的是一堵叫做“理解”的墙。

作者| 卡洛斯的三棵树；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篇短文是对上一篇文章的一个简单引申，不是论文，只是一点反思。

刚过去的周末，在家看完了今年很火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从精神疾病科普的角度来说，私以为这是华语圈至今最好的一部片子，哪怕是此前颇受好评的《人间世》在《与恶》面前也有点相形见绌。

当然，纪实与非纪实很难放在一起比较，但就思考的深度而言，《人间世》中关于精神疾病的那两集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很多社会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很多患者背后的故事（也许受限于篇幅）也只是浅尝辄止，让人惋惜。

当然，此前与剧组导演聊天，也知道《人间世》的重点是在于人的情感，并不像《与恶》那样“是要找出事实的真相“，就像片子里的王赦所做的那样。

作为法扶律师，王赦认为：与其通过死刑来平民愤，不如好好研究下罪犯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罪犯的，从而我们才能从根源上去预防它、避免它，死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杀了一个李晓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千千万万个李晓明。

而更佳吊诡的是：片中的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是精神病人，这就更增加了案件审理的复杂性。

《与恶》就是从王赦为李晓明辩护开始，在王赦试图揭开李晓明何以成为李晓明的过程中一点点展开，同时加入了加害者的家人、受害者的家人、王赦的家人、媒体工作者、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家人、精神科医生、社工等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视角，为我们编织起一个人际关系的大网。在这个大网里，去反思善与恶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去实现善恶问题以及医疗问题的“脉络化“，把问题放到它的前后文里去看，去厘清李晓明及片中另两位精神病人的人生脉络，去辨识他们的精神疾病究竟是在怎样的人生际遇、怎样的社会关系、怎样的家庭氛围中一点点形成的。

正如片中做电视新闻的News哥所说的，《与恶》要的是“同理心“，而不是对善恶问题的“去脉络化“的随意审判，因为当你能够从对方的立场出发去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会知道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等二元对立都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过度简化。

所以，我说：《与恶》是一出很好的社会医学普及片，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片面的诊断标签，或是一个个简单的、刻板的症状描述，而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而在前面那些标签里，在那些描述里，人的属性总是被抽离的，意义与脉络也总是被解构的。

作为医生，我们往往不知道，——也并不关心，——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除了生物学因素之外，有哪些社会的、家庭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也牵扯其中，因此我们的病理学只是生物病理学，却没有社会病理学的空间。

但是，一名手外伤或者头部外伤的病人可能是在工厂做工，而工厂却没有做好工人的安全保障；一名糖尿病足的病人下肢都快烂掉，血糖始终没有控制好，可能是因为要一人承担家庭所有经济，又要照顾家中瘫痪在床的母亲；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没几个月又住了进来，可能是因为家中仍旧缺乏相应的资源去支持精神病人的长期康复。

在Michael Marmot的《健康鸿沟》一书里，他罗列了太多人群健康状态与社会经济梯度呈正相关的证据。从前，在美国，肥胖、糖尿病、高血压是富贵病，是富人得的，因为富人大鱼大肉吃得好，而现在，却反了过来，为什么？因为富人开始天天动感单车、普拉提，天天Omega-3、高纤维，而美国穷人却成了垃圾食品的最大消费族群。

我们也不知道，疾病对于患者及其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把那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太多头痛、胸痛、胃痛患者都找不到明确的器质性因素）都揉作一团好不爽快地丢进精神科的垃圾桶里，却不问问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

当然，当代医学的去脉络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革命后一切都以标准化与规模化为目标的社会的产物。此前，在读潘毅的《中国女工》的时候，我甚至有种感觉，这分明在讲的不是岭南地区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而是大医院里的医生，只是对于医生来讲，他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流水线上的商品，而是病房或者门诊病人。同样与女工相似，在大医院里，不管是谁，哪怕是主任，如果哪天不幸离世，没过几天也会有人顶上来。

人的消亡在这里是不足轻重的，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无可取代的，今天一过，明天一切又都会回归正常。

其实，各行各业无不如此。BAT等网络公司无非是所谓的“大厂“，IT从业者无非是“码农“。而当码农们在反对996的时候，007的医生甚至连反对的时间都没有。

20世纪初的汽车制造业出现了福特生产流水线，大工厂、大机械化生产开始取代原有的小作坊式生产，垄断组织逐渐形成。而20世纪初的医疗行业则出现了以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为代表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于是就像刘易斯·托马斯在《最年轻的科学》里所写的那种精打细做的、服务至上的小诊所也就渐渐只是成了他对父辈的回忆。

我好友的爷爷是村里的老中医，我们时常聊起他爷爷的故事。上山采药，在家里自己研磨炮制，一个村子里的人生了病都来找他。而现在呢？甚至连中草药都已规模化种植。

在这样以效率至上的社会里，作为医生，连扒口饭的时间都没有，又谈什么“脉络化“、什么“同理心“、什么“服务至上“这种假大空的东西呢？

当然，职业分工的细化是可以谈到的另一个问题。就像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的另一篇文章所吐槽的，国内的医生经常要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有事情都得医生来做，那么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先挑重要的做，那么相比病人的那些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自然对于医生来讲，治病是第一位的。

再回到《与恶》，在《与恶》里有一对夫妻档，很是有爱，两个人都在精神科病房工作，丈夫是精神科医生，妻子是精神卫生社工。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大概是了解医务社工这一职业最好的一部片子了。但大概许多人都对后者的工作很不熟悉，因为在国内比精神科医生更缺的是精神卫生社工。

就像片子里有次这俩人在病房里吵架，妻子说：“你就只知道开药，病人出了院以后的问题你就什么都不管。“丈夫说：“对，我就是负责开药的，不开药没有健保，医院还怎么运营下去。至于说那些什么家庭资源、社区回归，是你们社工的事儿。“

所以，社工很多时候就是在处理患者及其家属的许多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去帮助他们寻找出院以后的落脚点，需要为不同家庭匹配相应的康复资源。所以，如果在我们医院内职业分工够细的话，那么关于医学脉络化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得到分担。

当然，如果医生不重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医务社工在病房里的存在也会几乎等同于零，但我们至今对于疾病的社会性仍旧缺乏重视。

还是以著名病理学家Virchow那句话作结：“医学是门社会科学，政治从广义上讲无非是医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