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

Q：除了片尾处全片没有采用配乐，父母的歌声点缀其间。父母对歌唱的热爱与他们乐天知命的性格的形成不无联系。导演怎么理解这一点？

陆庆屹：其实我觉得跟地域文化有关系。在西南地区，一方面山里人喜欢唱歌，喜欢呐喊，人们的表达就是用很自然的方式，有时候两个人会站在山头上通过大喊来沟通。还有就是少数民族喜欢唱歌，他们一般是农忙半年，闲下半年来娱乐，而唱歌也是一种娱乐方式。我父母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他们就是在那个地域环境下产生的一个代表。只是他们的性格会让他们对歌声更投入，会喜欢抒情。

Q：在繁多的生活素材中找到影片结构不是一件易事，听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您几乎足不出户进行剪辑工作，这个结构最终是怎么找到的？

陆庆屹：最开始，就是想记录整个独山的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变迁——在时间影响下的变化。 因为我离开家太久，总是在试图找童年的影子，所以看到这些东西，我都会尽量记录一下。一开始决定剪纪录片之后，我也是想要描绘小县城的状况，还有我的亲戚、家族、街坊，把这些都放到影片里去，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一个片子体量不够，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规模。所以最后还是集中在某一个清晰的时间线上去讲述。

素材非常多，所以必须舍弃一部分，像类型化的、会影响观感的章节就暂时不去考虑。我有考虑以后再剪一版和现在不一样的片子，有可能是人文介绍的片子，但也很难去找线条找架构。我现在有这个想法，因为素材里面有很多风俗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包括一些生活方式很“田园”，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而是那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农业社会最后的写照。我挺感动的是我们家那边的农民，他们可能会觉得累，但没有人觉得生活苦，而是把劳作当作日常。他们有时候挺乐观的，在洗菜洗着就开始唱山歌。

所以这不是我爸妈的特殊的现象。但是我爸上大学的时候就参加军乐队，他会很多乐器，所以他的音乐熏陶是从大学就开始的。他喜欢唱那种苏联的进行曲，比较有劲儿的旺盛的。我妈喜欢唱比较抒情、缠绵，人生哲理一点的歌。我爸比较喜欢唱宣言那种的，还有意大利歌剧选段。

Q：电影名叫《四个春天》，电影的内容也是这个家庭在四个春天里发生的故事，那必然要有详有略。导演如何做内容的取舍？

陆庆屹：因为我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我在生活当中，对于别人的生活，或者我眼见到的生活的参与感不是那么强。在我的观察里，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对于生活看到的大多数是片段，很少有对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有欲望。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生活的过客。

我希望这部片子不要过分代入个人情绪 ，不想渲染太强烈的感情，所以我在悲喜两头都有抑制。我希望让观众用自己的经验来填这个留白，这样可能比直接把所有事情讲清楚更好。但也没有什么事情，主要就是生活片段、情绪这些，最主要是对生活有态度。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点抱怨的话。我还是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做某种参考。

Q：片中有一个段落，将父亲和姐姐拍的视频剪辑到正片里，这个尝试听上去挺冒险的，但是最终效果非常好。导演是怎么想到这个方式的？

陆庆屹：我姐姐走后那一年，我爸包括我妈经常会把以前的东西拿回来看。一种气氛一直笼罩着这个家庭，那种时光流逝的无奈感是很强烈的。我虽然拍了4年，但呈现的是将近20年的家庭变化，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些东西。如果记录下来，我觉得我活的时间会更充足，因为会有这些东西让我体验当时的状态。当时有很多东西不是我拍的，但是他们记录下来让我在脑中填补这段生活，这对我来说很幸福。

我爸是天生的记录者，对什么事物都会观察，对世间万物都会怜爱。对于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些感叹。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爸妈和我姐出去玩儿回来，我姐和我妈走在前面聊天，我爸总会说“归家的路”。我听到这句话心就变得柔软了，很感动。我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隔了五十多年，我爸都能指着照片记住那些同学的名字。虽然你感觉他在片里存在感没有我妈强，但其实他是饱含深情的。他很少跟人交往，但每个交往就会记得很深。

Q：纪录片拍摄要求客观性，拍摄者从生活的参与者转变为观察者。以这个视角介入日常生活，是否会发现一些从前忽视的细节？

陆庆屹：这个肯定是的。你能够把当时时光记下来，重现，一遍又一遍看，肯定会发现忽略的细节很多。我之所以对外参与度不高，是因为在家里的参与度太高了。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说，包括银行卡都随便乱用，家人之间没有任何阻碍。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变成一个彻底客观的记录者。因为我在拍他们，对他们来说也没有特别之处。我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抽离感，没有完全跳脱出来。只是我在做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仅此而已。

Q：但是后几年可以看出来您入镜次数降低了？

陆庆屹：电影不是你的热情就能支撑起来的。当我想要做一部结构完整的片子，不止剪辑上，画面上也要提升，它能帮你讲述你的片子。后两年，我就开始买电影方面的书来看，从里面吸取了一些经验，结合我以前平面的那种拍摄意识，就需要一点时间来改变和磨合。最后的很多镜头，都是之前抓不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预判性。

Q：您之前有提到纪录片的空间意识，您能再具体聊聊吗？

陆庆屹：我后面基本上就是固定镜头。但固定镜头里面有它那种内在的洞视，可能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点在动，你才能感觉到空间的厚度。比如站在水渠上那个镜头，如果没有上面的树枝，这个镜头也没有意思，就是因为上面有那个树枝也在微风里微微晃动，才和它产生一个空间对应的视觉感。

我越到后期拍特写越少，觉得不应该放大人物本身的情绪，而是更应该体现他在生活中的状态。有些细微的东西不需要你那么清晰地去看到。人都很聪明，有那种敏感。除非你要拍强烈的情绪，你再去拍特写。有些选择和我拍那么多年照片有关系，会有一个本能的选择，一个画面里的松紧度是很重要的，这个意识我认为是应该有的。

Q：您的电影在后半段多采用固定机位，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侯孝贤导演。您之前在提到创作动机的时候，也说到是侯孝贤导演的一句话鼓舞了您。您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陆庆屹：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没受他到影响，可能更多的是成濑巳喜男。可能有一些吧，但是也不像。从影像的表达来说，影响我最大的是小津安二郎。他需要的也是一个客观的视角，然后里面的人自己在发生一些事情，他是一个很近很近观察的角色。到后期我可能更倾向于这样。但我不会拍夸张一点的镜头。早期会，比如说我想强调熏腊肉的烟，然后会贴近一点。但后来我会越来越远，这是一种自然的变化，我也没有刻意，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Q：您曾说过“每个普通的家庭都有它的诗意”，想请您进一步阐述一下您的创作理念或者主题。

陆庆屹：我觉得人需要去凝视自己的生活。人就是一个自然的产物，人应该爱自然，这个自然不止是世间产生的，包括时间带给你的变化。人应该接受它，就是再烂的状况中，你可以愤怒可以怎样，但你应该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必然的。

【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诗意》：6月我对饭叔的线上采访。

陆庆屹每次回家都会带上摄影机，他当职业摄影师已有数年时间。他养成了习惯，去任何地方都会带着摄影机，拍下美好的生活瞬间。这段时间，有点拍腻照片的他，想换下新的口味，于是拍起了视频。

归家四年时间里，他为年老的父母拍下了无数简短的视频。这些视频放在他的电脑中，占据巨大的空间。每次点开重看，他都能从中感觉到生活的美好。他想着，何不以这些视频为素材制作一部电影呢？

于是，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系统学习电影的剪辑。在自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剪辑的乐趣：将不同的镜头按照一定的逻辑剪辑在一起，竟然能碰撞出崭新的意义。这是他学之前所没有想到的，他乐在其中。

后来，一部作品诞生了，它就是《四个春天》，在第十一届FIRST青年电影节拿到了“最佳纪录片”奖。在此之前，UCCA的首次放映也让这部处女作在豆瓣的评分超过9.0。可以说，它收获了感动和口碑。

电影如何感人，我们不去管它。我们想分析的是它作为纪录片，真实的水准如何。作为一位业余“电影人”的私人作品，我们也许不必过于苛刻，但既然它即将在院线上映，说明它必须接受作为电影的检验。

《四个春天》所有镜头来自于导演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美丽瞬间，并不是为完成一部作品而拍摄的。因此电影中的每个镜头都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触感核心，当它们被接续在一起，不可避免产生断裂感。

再加上导演乃是摄影师出身，这导致了每个镜头都留有严重的照相痕迹：过度鲜明的构图、静态的摄影，拍摄者的意识。因此当这些视频被剪辑成电影后，镜头间的脱节更加严重，无法形成连续的感觉。

这导致影像本该具有的延续性和流动性丧失了。电影的一个美学特征是它的蒙太奇，电影因此可以通过镜头的组接创造意义。《四个春天》对此是缺失的，电影变成镜头的机械排列，没能形成一种叙述。

问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将偶然间留下的视频素材转变为一部私人电影，可以介入导演个人的声音。这就是一种“散文电影”的制作方式：通过画外音将分散的视频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统一的感知分配。

《四个春天》本来可以成为真正的杰作，它真挚感人，发现了一个家庭忧喜掺半的隐秘日常瞬间。但很可惜，如今我们只看到静态镜头的排列，这无疑极度削减了它的艺术价值。纪录片导演确实是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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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春天

聊《四个春天》之前，想说说金马最佳影片《大象席地而坐》，以及杨明明的《柔情史》。

胡波的丧，杨明明的撕，几乎是豆瓣小组父母皆祸害的冠名电影。两部电影里的原生家庭，都令人感到恐惧和绝望，是浓墨大写的底层互害。从社会新闻，到身边亲历者，屡见不鲜。

作为纪录片的《四个春天》，跟它们同步发生，却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到会让许多人怀疑：陆庆屹的父母，是不是在儿子架设的镜头前表演。陆庆屹是不是进行了有计算的加工，剔除掉糟心不堪的，只留下和谐幸福美好。

奇怪的问号，看片过程中冒出来的质疑心理，随着第一个春天的落幕，第二个春天的开始，慢慢消除了。

春节到来

原来，所谓的《四个春天》，就是北漂的陆庆屹，春节返回贵州独山，跟许多人那样，回家、过年，起床、吃饭的四个年头。显然，以私影像出现的这部电影，也可以叫做《生活而已》（魏晓波纪录片作品）。

私电影，或私影像（它们当然可以被公开放映）。顾名思义，就是切入到创作者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比如父母，妻儿，或者恋人。日本的原一男和河濑直美，都是这个领域的大神，神到我自认经受了中国纪录片的诸多考验，依然看得目瞪口呆：这些人，实在太敢拍了！少女时代的河濑阿姨，拍婆婆摘花种豆。镜头直接快要贴到了婆婆脸上，看清楚每一道皱纹的故事。老人家都得打趣说，靠太近了，不好意思。

《四个春天》的出现，让我想起来自东瀛的家庭录像私电影。然而，它经过了精心的剪辑和声音后期，加上陆庆屹本人苦练的平面摄影功底，作为纪录片的《四个春天》，不仅要比之前一系列出现在中国电影院，题材致胜、豪取票房的纪录片来得好看，甚至比剧情故事片，会更具有原生的美感。同时，被许多人挂在嘴边上的故乡啊，风物啊，极少见的，出现了一部不声不响、埋头拍摄了许多年的纪录片里头。光是迷人的家庭日常、熟悉的餐桌和故乡的氛围这几项，就值得你去电影院看看。

心旷神怡

纪录片的创作，会随着时代变化，发生改变。多数观众习惯了专题片，鲜少接触独立纪录片的同时，会对《四个春天》感到新奇（尤其是出现在电影院），其实，这非虚构的私影像，很早就在日本发生。

同样，作为拍摄者的陆庆屹，与被拍摄的父母家人，他们也知道机器的存在。久而久之，当拍摄对象意识到镜头，又忘记镜头的时候，彼此之间不存在隔膜时，《四个春天》所收录的素材，就变成了源源不断的生命河流，不时有激荡而起的水花，摇曳摆动的水草，腾跃而出的大鱼。

突然陷入变故和沉默的第三段，《四个春天》开始加入一家人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保留下来的家庭录影，伴有文案或解说，并由父亲配上音乐。并非出自陆庆屹之手的陈旧影像，却在第三个春天，爆发了强大的情感冲击力，迅速告诉着观众：电影，或者影像这门艺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陆庆屹的最初构想，肯定不包含第三个春天的故事。当变故到来，这也推翻了导演单纯只是想留念，或者囤一堆硬盘素材又不知从何下手的烦恼，催促他，要去完成什么——哪怕是单纯的仪式感，对自己的人生施压。

反过来，先入为主的观众看法，也会在第三个春天时候被推翻。那些你看过、听说过，亲身或不曾经历过的生命体验，融入到你的世界里。虽然说来说去，要讲的，不过是人生而已，没什么大道理。

第三个春天

《四个春天》的影像，最开始只用来保存共同度过的家庭时光，吐露对父母或家乡的思念之情。但就像是枝裕和讲自己的《幻之光》，主人公向别人传达了内心的哀伤，又体现人的坚韧与美丽。当陆庆屹选择隐匿自己，承担这一功能的主角，就只能是父亲母亲。而这种冷冰冰的说辞，也始终不如人伦之情的活动影像，来得直观。

许多纪录片拍摄者，可以把镜头对准一切难以搞定的对象，但要他们调转镜头，对准自己或者亲密家人，就很难保证不会有情感上的伤害。就像开头，关于得奖不得奖的说法，纯粹是一己之私，更多是我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家人是否可以，比导演来得强大。就像我在书上读到这样一段话：母亲拥有丰沛情感，但感受幸福快乐同时，也会比常人遭受多一倍的悲伤痛苦。

不可否认，我在这样的评述过程中，强烈带入了自己的看法。正如有人会被贵州风味的家庭料理和地方佳肴所吸引，又或者像1996年生的小徐同学那样，把整部电影，当成一部相亲片去调侃看待。幸福是相似的，不幸却各不相同。我知道，人在面对死亡，面对家庭的喜怒哀乐，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很惊讶地看到，在第三段故事中，摄像机并不避讳，去拍摄服丧的家人。他们只有沉默，还有那听不清词的丧歌（正是《冥王星时刻》所寻找的）。第三个春天的沉默，晦暗与情感凝重，道出了难言的生之多艰。中国人，很少能记住三代以上的亲属，对于成长或者陪伴的亲人，一旦割舍道别，难免会有切肤之痛，正如每年，一个春节，总能唤醒相似的生命记忆。

当陆庆屹冒出要完成创作的想法，对摄影拍摄的思考（机位、角度、构图），也令整部电影，不乏美感。甚至对比《日常对话》，它来得更加随心所欲。父亲姐姐拍摄的素材（印象最深一段是配了钢琴曲《水边的阿狄丽娜》），参与到电影成片当中，也仿若李珞《河流与我的父亲》的文艺实践版。

向死而生

《四个春天》的成功，或者说这部纪录片的完成，其实是陆庆屹一家人，一直有保存和记录家庭影像的传统（片中最早出现的素材是1997年），加上知识分子的文艺情趣，人物鲜活不拘谨，张口都能来上一段曲——已经是很少见的中国家庭，能保存如此乐观达然，不为生活生计所挤压的天伦一面。总而言之，《四个春天》是家庭录像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度，所能做到的极佳案例。

它是一部好电影。

他也喜欢这部电影

搬进山里后，经常被问：山里住久了会不会腻？

答案是：会。

某天我和lisa出门买菜，村子里静悄悄，狗不再吠我们了，远处的山被云雾笼罩着，空气又湿又冷，我们俩揣着手一言不发的赶路。

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我们习惯这远山近雾、田园农舍了，感受不到最初那种美了。

久居之处无美景。

只有当你不再拥有，或者不再属于，某地、某人、某物时，你才能重新去审视它的美。

所以当我看《四个春天》时，对陆庆屹还原出的，那个美得出尘的故乡，一点都不诧异。

北京和独山中间这几千公里，每年只在家待的这一个春天，给故土蒙了一层滤镜，蚊子血成朱砂痣了。

一切都是美的，天台的迎春花是美的，贴了瓷砖的养了锦鲤的小池塘是美的。

老式脸盆架上的搪瓷洗脸盆也是美的，一眼望去只有一方天空的天井也是美的。走廊里未干的水迹，也是美的。

那些曾经厌恶，想要从自己身上抹去的标签，都有笨拙的美。

美是美的，但当做院线上映的电影，好像有点粗糙了。

电影开头，镜头从天井往下探，父亲在二楼走廊上跑步，我小声跟lisa嘀咕：现在要拍电影这么简单了？

但再往下看两分钟，我就忘了这个问题。

我成为这个家里的一员，在两个小时里，感受了一趟喜悲。

好的电影，和小说一样，都有强大的共情能力。

即使导演陆庆屹已经足够克制了，没有煽情，只是简单的记录父母的日常，把拍摄者，也就是自己，尽量的从影片里去除，也不妨碍我们被感动。

我们之所以被感动，被震撼，不是因为生死离别，相聚重逢。而是这对夫妻，他们对生活，有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天赋。

正如导演陆庆屹所说，他们这一家，普通，但不典型。

普通的是同样都在这鸡毛蒜皮安的生活翻滚，不典型的是，两位可爱的老人，在这一地鸡毛里，还保留着感知美的能力。

不需要惊涛骇浪，一阵风，都能撩拨他们诗意的心。

年夜饭前供奉先人，父亲郑重的磕头，母亲站在一旁打趣，保佑你快快长大好好吃饭。

母亲捧着一束金银花，像少女一样郑重的插在瓶子里，说有花香干活来劲。

母亲和父亲被子女们撺掇着喝交杯酒，母亲嗔怪父亲看都不看她一眼时，我听到身边都是笑声。

燕子来了，父亲得意洋洋，像献宝似的的叫儿子去看。

一家人上山打厥苔，父亲的鞋底掉了，也不恼，一边拿芦苇绑鞋底，一边说，好玩得很。

从田里营生不易，然而父亲上山要柴，去水边洗衣服，帮亲戚家收庄稼，他从不觉烦，自己带相机去录影，自己解说，回来剪成片子保存。

对熟悉的事物保有热情，不能不说是一种天赋。

然而再有天赋的人，面对生离死别也是无力。

姐姐一离世，整个片子就蒙上了一层阴翳。

姐姐在病床上，痛得大声哀嚎，家人们围在床，愁云惨雾。

那种场景我再熟悉不过，我爸坠楼时，躺在病床上，每天疼得直叫唤，上钢针打孔时他都忍着没流泪。我赶到医院，和他四目相对，他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真恨不能代替他去痛。

电影里，姐姐病情稍有好转，大家就让她和儿子合影，大家嘻嘻哈哈，就像没事一样。

有个友邻骂，在病人面前笑，怎么不考虑病人的感受。

能说出这话，怕是没经历过家人病痛，病床前最忌讳的就是眼泪和哭脸，再苦也要作乐。

我爸在医院那一个多月，每个人都在跟我父亲打趣，给他鼓劲。我给他洗完脸，就拿洗脸盆放旁边，让他把两只手放到水里晃动，说，小鸭子要来浮水啦。他就笑，用干涸的手去感受水的流动。这种对于自由和快乐的渴望，支撑着我爸出院。

记录别人是容易的，但记录至亲的死亡，对于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况陆庆屹对美的敏感高于常人几倍，对悲伤的敏感亦然。

父母亲在葬礼上表现得很冷静，只在接女儿灵位回家时，才克制不住，悲痛的哭起来。

一直在镜头之外的陆庆屹呢，我看电影时，一边哭一边揣测他的心情，葬礼上那一段听不懂，却让人莫名悲凉的歌，就是他给姐姐的挽歌吧。

姐姐活着的时候像太阳，离开才更加惨烈。

所以我看到友邻说陆庆屹卖惨，用家人来卖钱时，悲从心来，到底是多阴暗的人才能萌生出这种想法呢？

相比起记录来说，向众人坦露这种悲痛，才是更难。

我很庆幸，陆庆屹能说服自己，撕开伤疤，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温情和悲伤。

当母亲和父亲渐渐走出失去女儿的背痛，能在女儿坟前唱她喜欢的歌，甚至是脚步松快的跳起舞时，我相信，镜头之外的那个人，也释怀了。

就像父亲在山上唱的俄罗斯歌曲：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们不惋惜。

但现在拥有的，要好好珍惜。

拯救世界自有超级英雄去，我们这样的普通儿女，就安心陪在父母身边，多过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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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非是想标新立异，而是在看了一圈评论之后，发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感动”两字上，完美展示了亲情的可贵和父母生活不易，以及对生活点滴细致入微的观察，当然也有很多人被片中父母那种乐观豁达所感染，认为这样的父母不可多得，这些都是本片显而易见的优点，但如果光有这些，我认为它并不足以支撑起「First最佳纪录片」的美誉，其实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感动过后还剩下什么呢？

对于很多普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中国人来说，我想大家从小到大都听过太多这样的话：爸妈就养你一个不容易；你们过得好一点，爸妈无所谓；你长大可要争气啊，不要像你爸那样……等等，不胜枚举，似乎我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背负了要承载两代人幸福的重担，尤其是八零后的父母，很多是从那个不可言说的时代走过来的，他们浪费了一整个青春，他们自带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气息：爸妈牺牲了一起都是为了你，你的幸福就不再是只关于你一个人，所以你能不幸福吗，你敢不幸福吗？

不敢，真的不敢。

其实本片中的父母基本没有主动上演什么苦情戏，也没有把上面的那些话挂在嘴边，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似乎都在提醒我：生活多么不易，父母多么不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而比起片中的那些生活片段，我最喜欢的部分却是父母在不经意间唱起的歌，跳起的舞，仿佛只有那一刻他们的心才是自由的，他们的眼神和笑容也变得单纯，不再背负过去的苦难，不再承担未来的惶恐。而其余的时间，每一个眼神里都写满了对儿女的关爱，每一个笑容背后都仿佛看得到这个民族沉重的历史，这是幸福吗？或许是吧，但却与快乐无关。

我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最善于苦中作乐的一群人，坚强的母亲，隐忍的父亲，我们生活里似乎总不缺少这样的角色，这些气质渐渐融入了我们的民族性格当中，而这正是我的头三十年一直努力想要摆脱的一种枷锁，可是直到现在好像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那种深沉的厚重似乎已经刻进了骨骼，每次一回到故乡，就感觉那个拼命想要斩断却永远藕断丝连的根，又一次重新滋长，再次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轮回里无法自拔。不知道我们究竟从哪里继承来那种通过感动自己绑架别人的基因，一边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假装乐在其中，一边又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彼此的手脚，但却没有人互相问一句：你快乐吗？

是啊，爸妈，你们快乐吗？那些被掠夺走的时光终究再也无法挽回，被抢劫走的青春也没有人能够弥补。我们都知道，你们太害怕，害怕我们会重蹈你们几十年前的覆辙，才会把全部的爱撕成一点一滴，洒落在你们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言语中，生怕我们感受不到，你们就用这种方式呵护着今天看似来之不易的幸福。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这一切终究都是时代赐予的啊，又岂是我们小心翼翼就能躲得过去的呢？

所以，爸妈，我宁愿此刻的你们都是真正的快乐，而不是为了我们苦中作乐。就像「四个春天」里的老两口，就算孩子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那样在街头拉着手唱起了歌，跳起了舞。

而我们，也不需要什么感动中国，只需要快乐中国，可就是快乐这两个字，对于这个民族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正是我看完「四个春天」后所感受到的，在简单的感动背后，是导演对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深沉的爱，他不自觉地将一个民族性格的养成拨开了给你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这片土地才会真的有希望，生活在这上面的人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

45岁的北漂大叔陆庆屹，做过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摄影师，电影拍摄零基础的他，用6年时间，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电影，——拍摄家乡父母生活的纪录片《四个春天》。在2018年，专业电影团队进入前，“总投资”就是个1500块的三脚架，在豆瓣上获得很高评价，还被提名本届First青年电影节最佳纪录片、First青年电影节“惊人首作”奖，计划在今年年底院线上映。

一家人的“四个春天”

撰文 倪蒹葭

导演陆庆屹给人感觉温和腼腆，想象不出他曾是极其叛逆的人。15岁的时候，他跳上一辆火车，离家出走了。哥哥陆庆松当时在清华大学教音乐，给他找了北京的高中，但去了也是打架，没有毕业。之后他画过画、做过足球运动员、编辑、酒吧歌手、平面摄影师，北漂到现在。

2013年，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日记《我爸》，一下成了爆款，有成千上万的留言，而且都是善意祝福。

“因为我对我爸妈很了解，他们两个生活太甜美了。好像在他们的爱情里边，我们姐弟三个都是多余的。”

日记中放了挺多爸妈的照片，他想：为什么不用视频来记录呢？

陆家原来就有影像记录的习惯。90年代爸爸开始用DV来拍日常生活，“我姐送了他一个DV，他随时就带着，天生是一个拍纪录片的人”。

贵州独山县

从2013年起，每年春节回老家时，他用相机拍下父母唱山歌、打野菜、种花草的日常。

陆家有三个孩子。陆爸爸挚爱音乐，自己砍竹子做洞箫、笛子，会二十多种乐器。

陆庆屹说，爸爸有一个让他记忆最深的场景：1999年冬天，家里着大火，房间全烧黑了，爸爸从里面找到快烧成炭的小提琴，就坐在天井里，把小提琴擦干净，拉了有两小时。

“可能他心里也非常沮丧，需要音乐来安抚一下自己”。

爸爸爬上山顶，唱起歌来

陆妈妈脾气火爆，任何时候她都用山歌来表达自己，哪怕切着肉、洗着碗，她也能想到一首山歌来对应。

“拍摄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比说我妈在那儿绣花，就看见她那个脚踩拍子；她在缝纫的时候，她身体里边那种节奏……

她没有在唱，但她心里有歌，她随时心里都在唱着歌”。

贵州独山县这一带的人似乎都是这样，妈妈的闺蜜来串门，也随口唱起歌来：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

电影中更让人觉得美好的，是父母两人的爱情。

出门时，爸爸总是自然地走在妈妈的身后，“有他的保护，她一辈子都是安全的。”

在家里，爸爸带着天真又快乐的神色，修凳子、整电灯，他说，“每天至少为家里做一件事”。

一次，爸爸兴冲冲地走进屋子，告诉大家：燕子今年又来了！妈妈却说：我喊你爸少高兴点，到时燕子一走，心又灰好几天。

清水煮白菜一样的家庭记录，出来的滋味却像是浓郁的高汤。

日子并不总是这么甜美。

从第二个春天开始，他们面对了每个家都要经历的悲怆——至亲的去世。

姐姐得了肺癌。导演记录下姐姐状况好的时候，能起来跟大家说笑的时候。

姐姐离开后，父母都生病了。

还好，妈妈拥有地母般的生命力。时隔一年，爸爸找出了短笛，自言自语着，“一年多没摸了，都是灰，吹也吹不起了”。

家里又有了音乐声，他们把姐姐的坟前收拾得像个小花园。

第四个春天，爸爸照着镜子说，“人老了就会东想西想，现在还能自理，如果将来不能自理呢……好玩”。

不管是爬山鞋子坏了、丢了东西，或者家里被烧，他最后都说“好玩”、“好玩得很”。

作为一部家庭纪录片，它不是大量生活记录中，偶然捕捉到几个精彩时刻，而是整个片子都涌动着情感，哪怕表象是极普通的日常。

片子最后一幕，在姐姐的坟前，下着春雨，爸妈种的土豆发了芽，绿意盎然。他们唱着《青年友谊圆舞曲》，试着跳年轻时的舞步。

妈妈想不起歌词又发出特有的“哈哈哈”大笑声，好像又恢复了活力，但实际上又是伤感的。

远处云雾中的青山若隐若现。

父母的家

“这个片子拍完了之后，我好像对父母的认识就变了。从制作的角度上来说，我跟他们拉开了距离，但在情感上我感觉更紧了。

有好多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在里边呈现出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对世界的爱”。

因为拍摄，意外记录下父母的很多片段。

比如送别时，“妈妈站在家门口看着我们消失在街角。她知道自己会哭，却又是个比较坚强的人，不希望我拍到她流泪，所以假装进屋去了。

她以为我走了，又再出来，发现还在拍”。

把家庭记录变成真正的电影

剪辑中的陆庆屹

从2015年开始，导演想要把《四个春天》做成一部真正的电影，他买来很多书自学电影的技术。

素材从2013年拍到了2016年春天，然后剪辑花了一年零八个月。

期间辞去了所有工作，每天剪差不多16小时。

父母年轻时：不管住在哪，家里总是种满植物

“爸妈在非常普通的生活环境里，保持一种独特的特质，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自己看到。

我想要把他们的特质，在银幕上放大，在一个黑的空间里，目光只专注在他们身上”。

2017年底，《四个春天》在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首映，他把贵州的爸妈接来北京，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看片。现场能坐160人，来了190人。

放映结束，妈妈唱了一首山歌。

爸爸腿脚已经有些不便，站起来脱帽跟大家鞠躬，他说，“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

现在，陆庆屹和哥哥陆庆松，一起住在北京六环外的院子里，种了满满的花草；在哥哥的小屋里，放着三架钢琴。

这里延续着父母家里的植物和音乐。

《四个春天》的“投资”只是一个1500块的三脚架，用一台带视频功能的相机拍完。

本来也没有任何配乐。在北京的第二次放映后，被专业电影人看到，他们非常喜欢，想要把片子推上院线，需要片尾曲，导演就说问一下哥哥陆庆松。

可能因为感情投入在里面，曲子很快就编写出来了，调子来源于妈妈在片子里唱的歌。

陆庆屹和声音设计

这些自愿加入的电影人，用院线电影的标准来完善它，同时不做商业技巧的展示。

“特别喜欢那帮人，他们特别尊重片子原本的创造意图”。

在闭门剪辑的一年零八月中，陆庆屹见过的活人不超过15个。其中院子邻居，艺术家刘耀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给了导演很多建议。

刘耀华说：“《四个春天》的独特，在于导演的初衷并没有想拍部电影，而只是在拍生活。

也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这对父母好有魅力啊’。

反观一下我们的人生，每一个父母不也值得这样去记录吗？”

部分图片提供：陆庆屹

这不算是一篇合格的影评，只是我想要把自己的这种心情记录下来。因为看一遍根本就不够，那些动听的歌曲、话语也记得不够，好看的画面也很快模糊了。但我想说这是值得一直被收录着，每一年都可以拿出来看一遍的片子。

如果不是豆瓣我也不会知道这部片。和多数的人一样，因为注册豆瓣关注了导演，同时关注的豆瓣作家，友邻，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在提这部片，好评如潮。但我有时反骨很重，仿佛每个人都说好的，我偏不想中意。我保留了好奇和怀疑，并在没看电影之前，刻意没有去看任何一篇影评，不喜欢被代入。

但纵使如此，在豆瓣广播中，我已经大约知道它是怎样的中心了，而“跨越山海，勿忘回家”又如此蛊惑有力，我必须得去看一看，作为豆瓣人支持豆瓣出来的导演是必须的。

看的前一晚我就和安爸说，要带两个妹妹去看电影，提了这部片，他一听说纪录片就满口否定，并极力推荐海王，我们俩的爱好一向差很远的。但我当然是不听的，一查票，发现离我最近的万达影城根本没排片，只有海印又一城的IDC电影院有。果真如此，好片都不叫座（在潜意识里我已经认定它），我心里很是不平。

第二天两个妹妹，从深圳和中山分别过来，都不能过夜，下午就要各归各家。相聚不过短暂的几个小时，除了吃饭再去看个电影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而我的私心又很怕这部片会下线，便跟小妹说去看电影，问她想看什么，她说不知道，转而问我，我当然推荐了四个春天，很怕她不感兴趣，好在，她品味不错。如果是大妹先来就肯定说不要看，但我们决定的时候她还在开车赶路。

等她来了，把东西放到家中，就匆忙开车去商场。去之前我有想过，会不会被我们包场。而大妹也果真说会不会把她看睡着。但当我站在放映大厅门口等她们去洗手间时，却已看到有一个小哥哥进去了，等我进去时，他是全场的第一个。我们三坐定后，陆续进来个年轻姑娘，和一对夫妻，对此我的想法是，难道是豆瓣人？

开场就吸引了我妹那个吃货，是陆妈在熏腊肠，真漂亮。随后就是一系列过年的准备，写对子，吃年饭，拜祖等场面。对，整部片子拍的就是一家人的四个春节团聚的掠影而已，在冬天，湿滑粘滞的土路，暗沉的街道，灰蒙蒙的天空和并不好看的建筑，可却有我们心中最熟悉的生活片段。

拍摄的对象就是饭叔一家五口：陆妈妈，陆爸爸，大哥，姐姐，而饭叔是拍摄者不常露镜。

陆妈妈真是无比地爽朗可爱，超喜欢笑，笑起来咯咯地。然后就传染了我们，惹得我们也一直跟着后面吃吃地笑。一看陆妈妈笑，我大妹就说跟我们那边老人笑起来一样，看到他们去摘蕨菜，做菜都要讨论下这是什么，我们那里有没有？陆妈妈当然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总是最忙碌的那一个，但又不止于如此，因为她的忙碌并不止是围着锅灶那么简单，她跳舞，歌唱，随口就能讲些动听的话，教育子女要居安思危，不要失去生活的能力。看得我们的心总是热乎乎的。

而陆爸爸一笑，我就觉得真温柔真细腻啊，很喜欢对生活很温柔的人，陆妈妈说他看到燕子来了就兴高采烈，又说： “我喊你爸少高兴一点，到时候这些燕子一走，心又灰几天。”

后来养蜂又是，吃完饭匆忙撂下饭碗就说去看下蜜蜂，陆妈妈说：“简直是去看初恋情人。”他蹲在那看，蜜蜂嗡嗡，有些都飞到耳后，他马上像孩子一样站起来说：我不惹你了。看到什么欢喜都忍不住说句：哉哟，好玩的。

他们虽已不惑却仍然童心未泯，甚至相当文艺。他们极热爱这生活，一花一草，风吹云动，燕子回巢，麻雀叽叽，什么都觉得有意思，什么也都想去尝试，也并不古板。吹蒲公英，拿着金银花深嗅，关心燕子的来去，蜜蜂的冷暖，仿佛他们身上从无苦难沉重，他们饱足的精神追求，足以感动任何人，也叫我为之汗颜，从而也使得影片的整体那样鲜活动人。

但从影片中了解到他们并不是富足的家庭，供养了三个大学毕业的孩子。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是拮据而窘迫的，陆妈妈说，结婚后，还债还到了95年。如果换成我们，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概念。

后来陆续有了哥哥陆庆松，姐姐陆庆伟的出场，哥哥像所有不善言辞，沉默隐忍的中年男人一样，话不多，存在感也并不强，直到后面姐姐生病，他去抱姐姐安慰她：不要怕我们都在这里陪着你。后来姐姐去世，他痛哭，我泪奔。后面我才知道，好像哥哥是清华的高材生，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一家都是朴素的很，不骄矜。

而姐姐的出场好精彩，一开拍就是她在吃，妈妈说把她饿坏了。后来是她说起火车上有人说她是80后的事。对方问她怎么跑东北去了，她说上大学，你没上大学？对方答：我和你们的年代不同了。姐姐问他，你哪年的？他说68年的。妈妈笑着说，比你还小四岁。然后姐姐又逗他，问他一旁的陆庆屹和她长得像不像？对方回答：你们挺有夫妻相的。

这一段逗得全场大笑，也充分地反应出她十分有趣，后面她给外公上坟的亲戚拍视频，解说词也显得她是非常诙谐幽默：爸爸，戴着赵本山的帽子….

通过爸妈的话语知道她生了一场重病，可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三个春天她就走了，那么快。不禁让人想到了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那句词：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但好在她能魂归故里，有至亲替她收骨埋尸，在父母身边也不会寂寞。

不知是不是巧合，饭叔后面拍摄的爸爸找到姐姐唱歌的那个视频，好似一曲成谶，正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让人无限感慨。

电影前面的基调都非常平缓而舒展，虽是隆冬，但一家人说说笑笑唱唱，却温暖地很。可是姐姐的死，让我们一下觉得有什么砸了下来，离别竟是如此决绝，沉重，突然。前面我们姐妹还在小声讨论着，突然都安静下来了，小妹在擦眼泪，大妹找纸巾给我，三个人默默垂泪。

我的大妹（三舅家的）现在已是两个娃娃的妈妈，当看到片中姐姐的儿子佟庆跪在棺材上大喊三声妈，我心上对旁边的大妹充满了怜惜，她是三岁就没有了妈妈的，我想那一刻她的心情应该极为复杂。

好在片子根本没有刻意去渲染悲伤，也没有过多去捕捉那些画面，而两个老人也没有被打击地伏地不起，而是用他们以往的乐观豁达的心态，慢慢地一点点地接受着恢复着，重新把快乐拾起。

这片中，真的都是极为琐碎，寻常的的一些生活片段，春节了去上坟，有人给陆爸爸送腊梅，他给花浇水，陆妈妈摘花椒，做卤肉，分送给各个亲戚，以及去看生病的92岁的二伯。但因为他们那么有趣、鲜活，乐观，温柔，彼此之间又有浓厚到化不开的爱，让人一点都不觉得寡淡。而天台上那一大蓬黄色的花啊，真是极美。

一个家庭，无非是伴侣之爱，父母子女的爱，手足之爱，陆家一家人给我们很好地做了榜样，让我一边看，一边羡慕不已。

父母的爱是，陆妈妈笑着拿出做好的婴儿虎头鞋说，媳妇还没找到，妈已经把娃的鞋整好了（当然是变相催婚了，哈哈）。是不管多大了，还崽啊崽的叫唤着。在送别时还要帮着拎包，是要倚门凝望着背影不舍得离去和永远都会湿掉的眼眶。是后来爸爸妈妈去姐姐的坟头，陆妈妈用手整理着坟，好像在给姐姐整理衣裳。那坟头里埋着姐姐，便犹如自己的崽。他们自然地和她对话，在旁边种菜种花。

夫妻间的爱是从陆爸爸无比郑重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你的同意，明天结婚”开始的。是并不能简单用一句“少年夫妻老来伴”来形容的。他们是真正的灵魂伴侣，琴瑟相调，默契十足，爱得十分久也十分细腻，是浪漫而深情的。

虽然通常是老了都会越来越依恋对方，但看陆爸爸他自然而然地就要去喂东西给陆妈妈吃，给她戴帽子，两个人彼此说一句话就要笑半天的。而当金婚时，姐姐怂恿他们喝交杯酒，陆妈妈说：你看他，看都不看我一眼的。也还是带着小女孩热恋时的娇憨的，这是演也演不来的。让两个人拍照片也是，认真地很，但又极其默契。

而姐姐走后，陆妈妈担心自己若离去，独留陆爸爸一人怎么办，她鼓捣着中药，跟孩子们说：我能陪他几天天算几天，陪他一年算一年。她高兴地讲爸爸说的话：我的儿女们都很优秀，老婆也很漂亮，要是能抱个孙子（又催婚了），人生足矣哦。

而片中，父母亲人唱得歌，不知道是刻意选择还是自然为之，简直想让人跳起来鼓掌，第一下听到“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真是极为震动，而后来看到他们随口就要唱歌，吹笛子，拉琴，起舞，听音乐，便觉得生活就该是如此啊，我何必如此忧虑。

有一个片段让我内心极为触动，是饭叔拍摄父母两个在同一时段在两个房间的画面，父亲在唱歌，母亲在另一边踩着缝纫机，和谐而宁静，却又有梦幻的美丽，劳作和娱乐融入一体。

看影片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在心中慨叹，这是多么好的一家人啊！敏感，细腻，温柔，文艺又有童心，随口一句话都显得很动听，比如看到风来了，陆妈妈跟陆爸说：你看风又来了，树影婆娑的，左摇右摆的。妹妹说，难怪他们的儿女都如此优秀。而我觉得不光是优秀，更是因为拥有那颗善感的心，对万事万物由衷地欣赏。

我也极喜欢风，但也只是默默地喜欢，如果有人能共赏就好了，所以看着他们一家人，爸爸拉琴，妈妈唱跳，大家一起唱歌，就觉得真是羡慕啊，这样的话，这世间多苦也不觉得无法支撑了。

最后的一个片段极搞笑又极接地气，仿佛就是我爸妈的对话，或是我和先生的对话，让我笑得眼泪出来了。是哥哥教他们俩玩微信，妈妈恍然大悟地说：那微信的目的是网上银行。大家笑了，说，不是，是交流。然后爸爸妈妈两个学着互发语音，妈妈说着说着就搞笑起来，说：“那我以后不用求你去交费了。”爸爸听到后，在一旁笑到不能自持说：“算了算了，不讲了。去了那么多钱，还讲我这样那样的。”

看完后，久久地心情不能平静，带给我的感触可以说太多太多，而事后我跟两个妹妹说，你们俩要感谢我吧。而在看完片的当天晚上就接了一个项目，让我接下来的十几天都要忙到焦头烂额，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花时间把这些感触记下来。

片中陆爸爸说：每天至少为家多做一件事。大家都去尝试吧。

最后祝陆爸陆妈身体健康，常相伴长相伴。 感谢饭叔能让我看到这样好的片子。

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

导筒系列专访

《四个春天》是一部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导演以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为主要拍摄对象，朴素而真切地展现了他（她）们在家乡小镇的生命状态，大量主观性的镜头让观者时刻处于在场者的视角，逐渐被深深代入到黔南地区的日常生活语境，劳作、歌唱、出游山野、探亲、丧葬、欢聚离别，无数客观而意外的细节拼凑出一幅充满原始诗意的人间图景，让我们深陷于对时间这一永恒命题的感思之中。

本片入选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竞赛单元。导演陆庆屹及本片监制，出品人赵珣接受导筒专访，畅谈这部回归日常，展示私影像之美的独特作品。

四个春天

Four Springs

贵州独山话 | 2017 | 纪录片| 彩色 | 105min

第12届FIRST影展纪录片单元入围

导演简介

陆庆屹1973年生于贵州独山县麻尾镇。16岁离开家乡到北京生活，目前主要致力于摄影及影像方面的自由创作，2018年完成首部纪录长片《四个春天》。

监制／出品人简介

赵珣，北京电影学院2011级导演系博士研究生，导演处女作《两个季节》入围2009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竞赛单元，获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展年度十佳纪录片，第二届两岸三地电影院校学生作品展最佳纪录片。网络剧《最好的我们》联合编剧，《你好，旧时光》总编剧。

导筒单镜头访谈计划《未剪辑》 第1期：陆庆屹 详细内容见导筒微信公众号

专 访 正 文

导 筒：

创作这个纪录片的初衷是什么？经过了怎样的创作历程？

陆庆屹：

起源应该说是无意中触发出来的，可能是一直生活在北京的触动吧，因为我远离家乡的时间太长了，二十多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写了一些家里的人和故事，写了我妈然后又写了我爸。当时在豆瓣上我爸那篇文章传播太快太迅速了，一夜之间多了七千多关注。

导演的父母出门前的合照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一种状况，文章下面没有一个恶意的评论，全都是善意的祝福。我已经习惯了我父母跟我平时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就在想：这些东西就那么动人吗？

从这件事开始，大家的祝福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可能里面会有很多值得自己记录的东西。之前我的工作一直在拍照片，从来没有想过拍视频，也没有条件。那一年我正好也确实需要买一个相机，就买了一个带视频功能的，开始了无意识的记录。

《四个春天》剧照

一开始拍的比较甜美风，因为想拍一些贵州省南部的风土人情，而且我妈妈在当地是很有名的歌手。我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但不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在这种环境里面，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大家都很爱唱歌。这种邻里关系让我感觉在北京很难去找得到。加上我每年回家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回家的时候就想记录一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遥远的北京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至于片子怎么发展还当时没有考虑，他们想说的我尽量给他们记录下来。因为我特别喜欢我爸妈，他们一举一动在我看来会觉得特别可爱，觉得应该全部记录下来，但那时候我还没进入拍视频的状态，拍着拍着就停下来拍照片，所以那些视频的片段会比较零散。

导演的父亲

比如说我爸系鞋带，把那草鞋穿坏了这段，如果说有意识的好导演会把这段拍的更好一点，我拍的比较琐碎的，当时停下来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才觉得非常后悔，当时确实没有太强烈的拍片意识。包括我最近回家的头几天和我爸爬山，感觉特别好，如果记录下来真的非常棒。一个老人爬上最高的山，我们从中午一直爬到天黑才到山顶。他有这样的坚持说明他爱这个过程，他很享受。我就只顾着拍照片去了，都忘了这个相机可以拍视频，那种自然的状态没有纪录下来很可惜。

慢慢的我才习惯的去按那个录像的功能，慢慢的进入到这个里面，一点一点的提升技术，包括意识的提升，到后面的拍摄可能就稍微好了一些。它的产生变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没有预测到会变成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跟我的生命，跟我的家庭一起出现。

导演陆庆屹为父母拍照

还有一方面我这个人是比较笨拙的，就是很难去打开思路。我看过一篇访谈对我触动很大，讲的是一个学电影的学生问侯孝贤导演，我们是学电影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拍电影，侯孝贤导演说你想拍电影就去拍啊，你不拍怎么知道开始。这句话在那一刻对我触动特别大，才让我有意识去做这个。我想既然已经拍了这么多素材，那为什么不继续拍下去，去完成一个片子。

我想感谢下我的亲戚，虽然他们跟我说你拍这些没啥用，都不给我们看，我说会有这么一天的。每天他们都会刺激我一下（笑），抱怨我拍这么多什么也不给他们看，但还是无所谓我拍他们的。类似要感谢的人多，好多场景在脑袋里晃来晃去。

导演陆庆屹一家人生活的院子

所以我觉得一旦有这样的意识我知道我会做的很好，我有这个自信。不管是怎么样的内容，至少它可以记录一些流逝的时光，我是留恋这些东西的。

当然我承认我不太懂，当时对电影专业一无所知。反正就这样子拍着拍着就有了一些经验，然后拍出了点画面。剪辑的时候也遇见了不懂的地方，就去豆瓣看了很多影评，豆瓣里面有很大的资料库让我学会在我的素材里逐渐抽出来有效的线索和信息。

那一年我买了2000多块钱的书，学电影知识，边学边剪。包括剪辑软件也是朋友帮忙装的，再去问朋友软件怎么用，前后大概剪了一年零八个月，有了个雏形，经过好多朋友包括豆瓣上没见过的朋友的建议之后，完成度得到了很多提高了。

导 筒：

片名为什么会叫做《四个春天》？

陆庆屹：

我算比较是资深的北漂，基本上只有春节才会回家，也只有那段时间才能近距离的拍摄我的父母。后来我拍的跨度比较变长了，我妈送我哥走的这些情况都让我很揪心。每次我去北京离开家的时候，我也只是通过电话、微信或者是我的想象去知晓得到他们的状态。但实际上他们到底会是怎样的状态，我不知道，对于这个我是很想记录的。

他们都很留恋时光，我家每年都会花很多时间去记录家人，99年一次火灾把这些记录的东西烧了百分之八九十，剩下的都还有一大箱。所以从我记事开始，我妈在每年的春天暖和起来的时候都会到县城里边，请相馆的人来给我们拍照片，这种习惯就传下来了，我也习惯春天会去拍，四年四个春天。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姐的事情，那一年回去记录下了这些东西时间段都在春天，也带有点冬天末尾的气息，但基本上就是春天的氛围。

拍到2016年的时候，我爸妈的身体情况明显受到我姐姐离世的影响衰老了不少。我非常担心他们看不到这个片子，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朋友说要剪出一个完整的版本给爸妈看。后边那些学剪辑等技巧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一样的。剪完的时候发现第一个版本五个多小时，太多东西舍不得、放不下，需要其他人来帮我筛选。

就算只给父母看，五个多小时也太长了，后来就精简到两个多小时，才有了到电影院去播放的机会。之后也没有继续记录，我爸妈是老人，身体在变得衰弱，他们特别要强，不愿意把这种衰弱的情况展现在屏幕上。

导演陆庆屹与哥哥、姐姐合照

对于生死的问题我真没有什么看法，我爸妈倒挺有看法的。经常跟我说，人生是自然的，生死也是自然的。面对具体的悲伤的时候当然是会有很多悲伤的情绪，但是仔细想一下，人就是这样，或者说人生就是这样的。我释怀之后不知道是情绪上越来越稳定了，还是我自己年龄的变化，或是爸妈对我的影响。我现在对生命看的很自然，我很怕死，但有时会想到真要死就死吧，就是这样，我会努力的活下去，有一点倔强。

导 筒：

你的父亲在20年前就有影像纪录的这种行为，这个非常少见。他用的是什么样的器材？为什么会去拍这些？

陆庆屹：

我翻我家的老照片，他俩结婚的时候连一口锅都没有的情况下也会去拍照片。具体记录的起源我也不清楚，但他们就是愿意去记录自己的生活。我猜想可能是饿着肚子去拍的，因为都是花不少钱去拍的。

导演父母结婚照

在我出生后每年，包括我有三个月的照片、六个月的照片、九个月的照片和一岁的照片我都有。我爸我妈会留着包括我哥跟我姐的完整的记录，99年的火灾也烧了一大半，我妈当时不在家，回来后看见家烧了，第一句话问的是：那些照片呢？还好抢救回来一点点，你可以想象到他们对时光、对记录自己家庭的过程是有许多幸福感、爱在里面的，所以他们愿意去记录这些。

回想起来看这些老照片的时候感觉也很幸福，后来因为没钱了，95年的时候才还清了结婚的时候欠下的债。到了97年我姐工作，她给我爸买了一个小的用磁带的DV。他也没想到这个东西价值多少钱，也没想到我姐会买那个几万块的东西给他，他很兴奋，隔三差五就会跑到贵阳买那种小磁带，买完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用怎么回放。然后开始了解摄像机、大磁带、小磁带这些东西。

99年的那场大火把录像机也烧了，所以断了一段时间。其实如果之前有条件给他一个相机的话，我相信他也会时刻在用。我看到他自从有了这个DV之后每时每刻都放在手里，基本上任何时间、事情他都会录下来。很奇怪的、这是一种自发的纪录。

那段老录像里面为了精简剪掉了一些，他跟我妈去山里洗衣服，他会拍他自己说“大水牛，农民在舀水，最近干旱裂了”这类自发的展现出对生命表示赞美态度的时刻。他自己是不知道的，就是热爱生命和自然。它与自然是非常紧密的，在家的时候他会上山看一下春天来了，有这种踏青式的活动。那时候我爸都快80了，还上那种很陡峭的山，其实很危险，外表很儒雅的一个人，内心却很倔。

我觉得他拍这个其实是他享受生活、赞美生命等所有行为中的一种方式。这个东西可以具体，也可以很分散。例如玩乐器，也经常有人叫他去伴奏，主要是二胡，但是他对二胡的爱没有像手风琴那样多。我们看到的只是某一部分，那些老物件跟他喜欢的乐器是差不多的，只是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到的价值是不太一样的。我只知道他们的习惯是这么延续下来的。

合奏中的父母

包括前几天我爸给我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发给了我，因为我们那边没有葫芦，他知道我在北京种葫芦，我就给他寄了点种子。葫芦结果的时候他很兴奋，他最近行动有点迟缓，拍了些照片给我看，拍了一个视频，葫芦在家里环绕了一周。

你能感受到他那个兴奋的心情，虽然自己在衰老但是这个世界的美好其实是跟他的身体情况没太大的关系，对这个世界美好的认知，特别让人感动，对我爸妈来说甚至有点像宗教，感觉就是歌颂式的，那种对家庭的爱。他跟我妈说过此生足矣，他不会跟我说这些，因为他比较内向。

导 筒：

这四次回家拍摄了多少时间？

陆庆屹：

我在北京的工作是拍照，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不用上班。刚开始仔细去想，到后来我就越拍越长，有的时候11月我就回去了，基本上会拍到来年四月份，差不多半年。但是贵州的春天很长，春节年初花就开了，到四月份才开始犁田、种稻，那个时候为了谋生还得同时拍照片干点活赚点钱。不能一直泡在这，虽然我很享受，最后还是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我爸妈非常理解，必须感谢他们，从来没有阻止我的任何选择。

我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支持我，他们唯一的担心就是你做的工作对身体好不好，我爸妈问我最多的还就是身体问题。当时你习惯了不会觉得有什么，你再回头一想的时候，就会极其感动。我是极其幸运，尤其是我看到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冲突，基本上都是观念、控制与反控制上的冲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样特别幸福。

导 筒：

一开始使用的是什么机器？拍摄中间机器有没有更换过？

陆庆屹：

尼康D800贯穿整个拍摄。我必须要买的只是三脚架，纯粹为这个片子做的投资，1500块钱。时间上的花费就不好统计了。挺有意思的是始终没有换过机器，镜头也是自己常用的。

但是有时候确实需要韧劲来支撑自己坚持做这个事。因为扛着架子背着大包，有30多斤，我得前后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尤其在山里是很累的，也很享受。有的时候我回放给爸妈看，大家哈哈乐乐，就觉得挺好的。

导 筒：

在影片里面有不少情节展示了爸妈在制作各种食物，包括他们在采摘的时候，你觉得饮食包括日常的吃饭在生活当中上是否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比如小腊肠

陆庆屹：

这个腊肠有好多人喜欢吃。但我们后来剪片子的时候就怕剪成舌尖上的美食那种感觉。在四个多小时的版本，好多朋友都说边看边流口水，吃的部分太多了。

导演母亲正在熏制腊肠

后来我一个做艺术的好朋友给我提了个意见，他是一个冷静的人，他说食物在我这个片子里面太抢戏了、太猎奇了、太专注于地域的琐碎事，因为那些食物都代表着地域的本身。我妈每天都在做各种东西，样式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家有的时候很乱，在这些事情上没法不乱。这也成了我家的一个特色，我妈想让我们在过节的时候能吃到当地的特色食物，街上买的跟以前的味道是有差别的。

《四个春天》剧照

所以他们的生活不沸腾，我爸就是浇花浇水，我妈有一种对生活的冲击力，她坐那一想，觉得应该做的事就去做，她有一种主动性，可能她性格里的那种豁达也来源于此，她做的时候挺开心的。舍弃掉的素材太多，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出一个关于食物的纪录片。

导 筒：

250多个小时的素材量，是怎么展开剪辑工作的？

陆庆屹：

当初看素材的时候光是过一遍就花了接近一个月时间。当时拍的机器还是有点不给力，当时看是没有问题，可后来拷到电脑里以后再回看的时候，经常有些黑屏导致那条就没了、废掉了。

导演家人生活的街道

还有许多由于我自己而产生的问题，比如说拍的很差劲，直接就造成了我很大的困扰，很多素材就直接没法用的。我说的250小时是总共拍出来的东西，并不是说我可以选择的所有素材。为什么我选择呈现现在这个版本的素材，我觉得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因为生活太庞杂了，必须有个线索让观众去了解这些内容。

虽然我想记录客观真实普通的生活，但实际上在选择之后还是希望做的立体一点。在想这个线索的时候，有很多拍的特别好的，可由于各种原因取舍掉了。有些特别好看的镜头其实是在一个普通的场面里面，通过你个人的选择，然后把它提美，但它不是真实的状况。

《四个春天》剧照

包括肯定得要考虑符号，这些符号和线索怎么串联成一个结构。因为我们和父母的关系还类似于北漂的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时间上的视野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所以自然而然的会去记录。

我爸在很多年前开始去拍摄纪录的时候，肯定也会想到我们。到我去纪录的时候我肯定也会想到那些象征性的东西，会去选择。比如说腊肉每年都是标志，过年都去做这个东西。在一个时间线上的、与之相关的就保留下来，无关的就尽量精选，考虑的还是整体结构上的问题。

《四个春天》中制作的腊肉香肠

没有特别多想要表现，确实就想歌颂这样的人生。到了后期我在剪辑的时候，会产生没把他们当做我父母的想法，就是当做一个豁达的老夫妻那样去剪。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因为你在审视作品时，肯定会越来越做的像一个剧本。太容易投入的话，很多东西选择会变得太个人化。因为我爸原来看的时候说他觉得这个片子是象征他们两个，这是他的观感。这个可能是我所希望的。

所以我很感动。他说我能在屏幕上看见我上屏幕，得感谢我的小儿子。所以这个我很感动，他的人生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他可能看到一种最初的愿望，就是我把这部作品献给他们，当然也献给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和喜欢、关注这些生活的朋友。但是这些感觉是慢慢扩大的，最开始的冲动就是献给他们，所以肯定是以他们为主线去建立。

导 筒：

父亲到底会多少种乐器？

陆庆屹：

和他以前在学校的乐团有关，影片里面出现了四五种，他会小提琴、二胡、板胡、京胡、三弦、萧、笛子、手风琴共8种。

导演父亲曾参加过校园乐团

以前吹过长号、小号、圆号，包括笛子还分好几种，小短笛、长笛，有一种特别巨大的大概两米长，那是一种非常低沉的乐器，但是它跟萧的音质不一样，比萧的声音可能还更脆。加上一种脚踏的风琴，我数过去大概有20种。

我爸是个学霸，他有很强的学习欲望。有一次我带了一个独轮车回去，我练了很久没练好，我爸那会儿都79岁了，他想去试一下，被我妈给喝止了，说那么大岁数摔着了怎么办，那个东西那么危险。我爸就看着那个东西眼睛很馋，因为他有一种好奇心，什么都想玩。

上大学的时候还踢球，发现他爱好太广了，他和我一样都是曼联球迷。他和我谈到人生的时候，他老是说老的时候不能自己玩了，那该怎么办。（笑）

导 筒：

父母对于唱歌非常有研究，能不能多聊一些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

陆庆屹：

他们两个是真的热爱音乐。而且我也热爱音乐。因为他们唱歌特别沉醉，特别忘我，我们家人都这样。我哥是搞音乐的，跟这一点也有关系。你们不觉得唱歌的时候很舒服吗？包括听音乐，你当成背景音乐听我觉得没什么，也无所谓那种。但你专职去听音乐就是听那个音色，我觉得特别享受。

我爸是随时也哼唱的，吹口哨之类的。我妈就挺逗的，比如说她拿起一把勺子，想起一首山歌来，然后她就唱。跟她有关系的东西包括生活经验，她随时都能唱。我们写文字的可能是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生活经验，搞音乐的是通过声音传达自己的情感。我妈可能是用山歌表达她的生活经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需求。我妈是当地歌王，在这个圈子我妈是超级明星。如果说阅片量，她看的戏曲太多了，她经常会不由自主的模仿。

有个片段我剪掉了，她看到电视里的跟着唱，接下来的片段是她在那跟着里面学着跳，她看过，她还说这个还不好学，她随时在吸收这些东西。我爸喜欢现代歌曲，我妈喜欢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所有的戏例如中央戏曲频道，我们有时候挺烦的，咿呀呀的（笑）。

我们有一次尝试了一下虽然知道肯定没有用，把电视换到了中央5体育频道，那也是我们唯一一次，然后我妈特别有意思的说：你还想不想要家庭和睦了？她那种回答很出乎意料。她经常会这样，你看她的说话我觉得可能跟山歌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对歌的时候是有技巧的，你得盘算着怎么去打击对方。她不会去直接攻击你，她就贬你。

我问过她，因为这些歌是口口相传的没有记录的，出现越来越少，也有厉害的歌友自己也会编词，但这种比例太少了，我问过她大约会多少。她说对歌唱个十来天不重样没有问题。后来我前几年想收集这个，因为那些歌词好多歌词在那种语境下特别美，可惜的是现在唱歌的人越来越少。我就问她你能记起来的全给我写下，然后她也做，写了厚厚的一本。

还能保留一些，歌太多了，跟我爸敬酒那个是敬酒歌，还有灌酒歌，敬酒歌是客套的，这是灌酒已经是下一个阶段。送亲歌、迎亲歌、筷子歌、以歌打歌这些种类很多。现在也没有很多人唱这个歌了，因为需要花时间去琢磨，现在的人需要琢磨挣钱弄房子，没那个时间，我觉得压力大也不方便。生活方式对于文化的追求影响太大了。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现在不都听嘻哈嘛，我想可能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

导 筒：

平时爸爸妈妈会吵架吗？会因为什么样的问题吵架？

陆庆屹：

这么多年他们只吵过一次。那次我爸在专注于一个事情，我妈让我爸去洗菜。然后我爸就说哎你别说了。就这样，这是他们吵架最狠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以前我跟我妈关系非常微妙，我们俩的脾气都很爆，一点就着那种。有一次我爸半夜跟我说，无论怎么样，你妈错了她也是对的。我就不太理解这个意思，他说首先她的出发点不会错，她的方式错了先缓一缓，其实也无所谓。我妈的脾气和我的脾气很像，就是生气不会超过3秒，很难生起气来，可能是受我爸影响。

导 筒：

当你经历了四年的拍摄，当它形成一个作品之后，你再回顾自己四年当中的经历或者说整个阶段你会怎么总结？因为家里的事情也有很多种情绪在更替，带给了你怎么样的思考？

陆庆屹：

我自己总结可以看我在豆瓣发的一条广播，挺感慨的，我后来也想了一下为什么叫四个春天，因为那个时候就要剪它了但是名字还没定。看到父母的衰老程度真的是有点担心，希望尽早能让他们看到，这个成功做到了也是象征了我愿望达成了。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能和许多朋友有更紧密的联系。因为他们都很关心我，形成了共同创作的情况，他们会给我一些意见，通过这些意见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到更多的人、更多的面貌。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另一个状态，是日常聚会里面不会表露的深层次的思索。再比如去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有人跟你一同去思索，你会收获更深厚的情谊或者说更丰富的人生概念。

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从豆瓣认识了许多朋友，我从来没有在豆瓣上说过我在干什么，我每天剪十个多小时，除了剪片就是吃饭睡觉没有其他的时间。在剪辑这个片子的过程中我起床以后可能先拍点花草，但是中间有半年时间我就需要远离网络，半年没有上网，看我都没看。

那段时间进展的非常迅速，上网这东西确实来说挺分神的。这段时间里这个片子让我发现了我的才能。因为我的家庭成员喜欢表达，有比较艺术化的一个家庭习惯。我心里有很多东西想表达的东西，像是说画画这种东西我肯定做不好，但是电影却是可以让我做到并且做好表达的一种东西。

对于电影里需要的一些元素，我基本上都有一些涉猎。我认为我自己对电影的一些感悟，不管镜头的运动还是色彩、光线包括音乐，集中你所知的东西，只要你融合地去看，就会有一个好的表达。

总结来说就是我发现了我已经换了一个工作行当了，跨度还是挺大的，其实我一直在寻找一些表达方式，挣钱也算是一种吧，当然我不是一个挣钱的好手（笑）。电影可能就是我通过生命找到的，我这一生最好的表达途径。

导 筒：

你希望观众从中能得到什么？

陆庆屹：

每个人的观感不同，我不希望去对观众的评价做判断。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只要有一个人受到这个片子的感染，拿起手机、摄像机多拍自己的家人，多拍自己身边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这是我非常真切的一个愿望。

在第一次试映之后，有一个女生写了一个短的评论，看我的片子想春节回家的时候多拍下自己的家人，我深感鼓舞，非常非常开心，我也希望她多拍一点。不一样，你回忆里的想象没有这些影像素材那么真实的呈现，希望有更多人去关注生活，去记录一些，我觉得越关注越开心。

我希望能感染，因为每个家庭的构造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对同样的东西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面，我有什么好希望的。看就行了，这个我不希望提前说太多。

导 筒：

推荐一些对你的创作、生活有益的电影。

陆庆屹：

安哲的《永恒和一日》。那个片子太厉害了，我只能是赞叹。他以前的《雾中风景》我也非常的喜欢。我没法比较，但是一定让我选，我推荐《永恒和一日》，因为《雾中风景》稍微沉重一点。

再有就是匈牙利导演杨索的《红军与白军》，还有杨德昌的作品我也很喜欢，我最近的感受是大家总是说他的把控能力多是在文本上的感觉，就是说很沉静、很客观。实际上他对镜头的掌控能力和技巧特别好，只是他隐藏的特别好。

侯孝贤我最喜欢的是《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和《童年往事》我也很喜欢。我觉得华语电影中有杨德昌和侯孝贤挺幸运的。

对于我来说最黄金的电影时期可能是七十八十年代，欧洲的片子我最喜欢的是《四百击》。布列松的《扒手》我影像也很深，我不是那么喜欢这个片子，不过喜欢它的拍法。还有《偷自行车的人》也极其打动我。所以欧洲就推荐《四百击》和《偷自行车的人》。

我还特别喜欢小津和成濑巳喜男，这两个人我特别喜欢，但是喜欢的程度会变，有段时间更喜欢小津但是觉得成濑可能更高级。小津我最喜欢《东京物语》，在我的个人前十里面肯定有《四百击》、《东京物语》和黑泽明的《七武士》。成濑的《情迷意乱》我连看了3遍。对于日本来说是不伦，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你会觉得社会给人的束缚太不人性了，我觉得情感应该是第一位的。

小津我还有个特别喜欢的，叫做《浮草》，小津的我基本都挺喜欢的。成濑的我看的少，比如说《女人步上楼梯时》，好像也就看过几部，不过我都挺很喜欢。我喜欢的风格大概就这样，我不爱看大片，虽然说我也看，但是会犯困，大家都说节奏快，但是我觉得节奏单一了一点，都是那种哒哒哒，跟早期的朋克音乐挺像的，有时候跟压路机、冲击钻一样有时候会犯困。有时候也有好看的、刺激的。我看那个《头号玩家》开头的那段追逐戏太刺激了，我带着那个3D眼镜躲来躲去，被我朋友喊土，我那个朋友还打了我一下，挺逗的。

以前的港片也挺不错，中国大陆的片子我推荐《城南旧事》，技术可能有些漏洞穿帮。这些东西会让我跳戏。后来我又重看了好几遍，我觉得里面表现出来的中国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内敛。

吴贻弓《城南旧事》

导 筒：

电影史上大部分片子还是以家庭为主，它是更容易打动所有观众的母题，而且能够超越时间的。

陆庆屹：

真的是这样，因为伦理不管换到什么样的状态生存，爱恨情仇这些东西也还是那样，它是以人为主的。

导 筒：

中国人在伦理关系中，父母与下一代的代际关系超越了夫妻关系，这个和欧美很不一样。之前我们专访杨明明导演的《柔情史》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延伸阅读：导筒x杨明明：女性，守住自己的领地

他们会觉得孩子终有一天离开你，他会有自己生活，但是夫妻一直走到最后的。在这个片子里面爸爸妈妈做到了，这个在当下中国的生活里能做到的很少。

陆庆屹：

我爸妈的开明不只是在这一方面。首先来说他们给我充足的选择权，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让我去做，在这个其中给我参考，尊重我的选择，从来没有阻止过我。除了小的时候要变坏那不行，除了这种之外所有的选择都是全部给予。

我外公的往事给我妈带来一种自由思想。包括我妈妈的那辈舅舅、姨也都是自己选择，我外公只有支持，然后帮忙想想怎么去做的更好，没有阻止过你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我爸我妈肯定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我觉得比较幸运的点。

导 筒：

父母和哥哥对这个片子怎么看？

陆庆屹：

之前春节的时候我跟我妈说过，看一下剪完的片子，我妈说好啊，那时候正好在吃饭，我说吃完饭再看，然后吃完饭出来就忘了。这个事情就忘了一年（笑），他们也没太当一回事。

导演父母准备过年饭菜

去年我去接他们的时候，我说接你们来北京看电影。他们问看什么电影，我说看你们的电影。我妈就挺激动，有点不知所措。看完了我妈挺悲伤的，我本来没想让大家知道他们在观众席里面，但我的朋友说漏嘴了，负责人就让爸爸妈妈说两句。

我爸说看见自己在屏幕上今天得感谢我的小儿子，然后他看旁边有很多人，他有点不好意思，后来也没多说。我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哥是一直不太敢看我的片子，他也不知道我会剪成什么样。我剪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让他看一眼，他也没有要求看。后来剪完后他看了，他说他抽了几个烟，这对于他来说是很大的情绪宣泄。

导 筒：

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花了很大的精力，从配乐、剪辑、声音的角度给我们介绍一下？

赵珣：

导演的哥哥所学的专业是音乐，所以《四个春天》的配乐和片尾的音乐都是哥哥来编曲和演奏完成的。因为一开始这个片子只是家庭录像，要上院线的话需要做很多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再处理。所以这个片子进入到后期过程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开始帮这个片子，不管是专业的剪辑还是专业的录音师。特别高兴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王红卫老师作为这个片子的艺术顾问，也参与到这个片子的后期制作里来。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王红卫

我们现在的剪辑师是周肖林。今年也是张艺谋《影》的主剪，而且这个剪辑师这次我感动的一点是她没有炫技，她没有在里面去炫她的技巧，她是跟着饭叔的气脉在往下走。

周肖林

她做了很仔细的文案工作，她认认真真做了笔记，后来这个笔记也发给了我们。只要我们把删除的部分和颠倒的部分再调整一下，她那个文案工作已经到了可以直接拿来给我们做影片简介的地步了。她非常用心，不是说她直接上时间线就开始码字，她是在纸面上仔仔细细的完成考量和预案的工作。

我很欣赏剪辑团队，而且她还带着两个助理，更多跟我接触的是一个小男生，叫郜子瑜，最可贵的是他们没有把商业片的逻辑带进来。没有说我们剪了这么多片子我们是有经验的。他们是跟着导演的情绪和逻辑在走，这一点很难得。

郜子瑜

声音这一块因为导演之前就是拿相机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做到影院的5.1声道很艰难。我们现在整个同期修音的工作修了两个多月。差不多就两位，一天一天的埋头在那一条一条的修。

陆庆屹：

因为这点我真的是想拥抱下她。因为经常半夜给我发消息问，问的细到什么程度，是哪个片段里面当时状况是怎么样，问当时状况下人物的方位。然后你就想那个时间点已经两点钟，问题是第二天他还有别的工作，很负责。

赵珣：

这次制作很神奇，在制作上帮助这个片子的热心朋友真的很多。本来我只是想让王红卫老师给我看一眼，但最后王老师很认真的回复我，并且给了很多创作上的指导。

我想说我们的制录音总监孙艾琳，电影学院录音系刚毕业。这个行业一定是拼资历的，所以她现在署名的作品是《妖猫传》、《无问西东》，但是没有上到声音总监，都是负责声音的技术。

孙艾琳

后来在技术上我们碰到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次大家都吓了一跳，按说尼康相机是29.97帧（fps），不是30帧也不是25帧，然后我们要降到24的话，片子里的动作会跳帧、声音会变调。

我们围着北京跑了4个实验室。那一次真的急了，技术上怕过不去。先是到电影学院，希望导演系帮我们联系技术组。之后我们直接到了现在的后期公司再试。其实在我们自己剪辑的时候就已经试过两回都不行，直到后期公司用一个古老的方式解决了。

技术上面最后的解决方式是我们本来已经打算29帧强压24帧，然后强压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再单帧的换，声音肯定会变高，我们再数字降调。然后声音这边当时艾琳就不行了，已经准备硬着来了，而且我们都没有看到，艾琳直接把这个问题甩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的校友群，这里面大概100个录音师。100个录音师那天晚上就在讨论这个项目到底该怎么做，没有预料过这个难度。

突然有一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知道29.97帧转24帧我知道了，突然有四个录音师就评论原来是你的事。结果全都在群里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后来用了一个很古老的方式，相当于胶片时代的转录方式。原理是用一个高清的放映机无损的放，同时用一个24帧的录机无损的录，用一个最质朴的方式给转过来了。

这个对视频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无损。当时我们已经准备去测量调和调之间的区别，因为录音工作很让人着急，并且说25帧转24帧的变调都很难接受，你们29.97帧转24帧还能听吗？我说那我也得做，最开始聊过做2.0还是5.1声道，后来就非常坚定我们是为了院线，一定要做5.1声道。

陆庆屹：

那一天我也在，我们去的时候，当她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她松了一口气。我当时没概念，觉得不就一个声音嘛。后来剪出技术细节的时候，我开始冒汗。

赵珣：

那天我们一个剪辑师带着素材去导演系，然后我们从时间线出，从素材出。然后我又赶过去，用各种方式试都试不过去。一种一种方式试，那天用穷举法穷举下来以后就说，不修了，你们那个声音变调了。把所有的剪辑软件都试过了都不行。还来还是夏总的主意，后期公司这边这次真的很用心。

陆庆屹：

实际上后期公司跟你自己弄完，然后像我爸那那样去剪辑是区别很大的。我没想到一部片子从开始到上院线中间有一万件事情，让我很感触。但是从我的角色讲，以为修修声音就得了。后来康总给我讲技术问题，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只是觉得他特别紧张。后来去后期公司的时候吓我一跳。

赵珣：

我觉得寻找解决问题这件事上很好玩，没有觉得很难受。那天所有的技术人员集体到场说我们准备各部门联合开会解决这个问题。

导 筒：

医生的话来说叫会诊。

陆庆屹：

对。然后艾琳还很兴奋，她没想到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说实话我还挺淡定的，当时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他们给我解释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才开始冒着汗去听，我又担心它需要重新录。

赵珣：

说实在的我们挺开心。因为你平时做任何其他的任何项目都不会碰到这样子的情况。任何一个在电影学院的环境下摸爬滚打后他一定是摄24帧的。一定是在同期的时候把声音的问题考虑进去。但这次是所有人的一次挑战。有人挑战后，大家的兴奋度是会提升的，大家都抱着有问题一定要当天解决的态度。

陆庆屹：

艾琳跟我说你放心肯定能解决，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因为开始我们以为是为了解决技术的问题然后最后发现问题好像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困难。解决问题的同时激发了我们创作时的兴奋度，这个挺逗的。

赵珣：

现在所有前后期制作团队，包括合作公司都跟我们说，不着急拿钱。虽然说最开始给他们打了招呼，剪辑的时候给他们发了生活费，只是按生活费的方式解决他们在北京生活的问题。然后大家的反馈是对于院线电影来说这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没有人有异议。

导 筒：

后面有打算去哪些电影节？如果走向院线的话，想去怎样推广《四个春天》呢？

赵珣：

正在一个一个申报。电影节这个东西可能还是看运气的事情。所有的电影节，聊到纪录片的时候它也会聊到社会议题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发现大家对社会议题的关注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议题一点都没有也不对，但是我们的社会议题是藏的比较深的。所有关注社会议题的东西，它尤其在纪录片单元，它会先出来，所以我们的片子面对电影节的竞争力可能不是那么强大。

我觉得面对普通观众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片子有一个片子的受众面。我不把参加电影节当作最终成果，因为这个也是我的小公司投的第一个片。本来是想自己有空干自己的事，结果这个片是半成品。很多小公司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会先跑自己的电影节，有了电影节后面就好做事。我们真的没想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心态平和一点会更开心。

我和导演更想做的是和国内观众见面，尤其是全年龄段观众。我希望我们的父母都能过来看。因为大家都明白，我们的电影院受众很难覆盖到他们。我们现在在想怎么让儿女带父母，甚至能不能推出各种异地购票的方式、送爸爸妈妈电影票的方式，让爸爸妈妈进入电影院。后面我们会不断的推各种新的购票方式。比如说我买二送一，然后可以异地送。我们希望能以异地但是能尽量同时进场的方式让子女带着父母走进电影院，虽然现在只是在遐想的阶段。

我的确想的是让他们看，你说这部分观众跟电影节有什么关系。普通民众跟电影节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当然我们能走几个电影节就走几个电影节，我个人还是希望观众看到这各片子，尤其是对电影节毫无关注的人。

聊个题外话，这个片子我修的时候拿回家放给我爸我妈看，我爸看完特别生气。问我这个电影你卖的出去吗？我说我是专业的我说能卖的出去就卖的出去。他哼了我一下，我说你哼啥。你们知道老夫妻爱折腾。我一语不发我把我U盘抽了就回屋。

从这以后从春节到现在，六七个月了，我爸妈他们组了一个12人的团队，绕着全国旅行，已经折腾了4趟。而且我爸在开始做组织工作。我太知道他被这个片子影响了，我非常知道，他自己不认账。他会出门了，他以前在家就知道拿着个平板打斗地主，已经到了现在天天想和我妈一起出门的地步，我太知道是为什么了。

现在对于我来说后期有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怎样告诉我父母这个年龄层的人你是可以去看这个片子。我后面的重心就在这，电影节对我来说就相比较起来没那么重。

陆庆屹：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狠下心来就去做。但是说当时也没觉得是多么大的困难，反正遇见问题就去解决，就这样。这可能是这一代老人传承下来的品质。

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比我们遇到的多得多，真正的困难，生存的困难。包括他们去解决问题后得到的经验，这一代人是比较坚强的，他们的这些品质可能对我有些影响。